试论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的作用与影响
洪碧华

[摘要]：近年来，非政府人权组织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频频亮相，积极发挥作用，产生重大影响，值得关注。文章阐述了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含义，探析了非政府人权组织在维护和保障人权、提供信息、游说政府、促进国际法的制定、监督国际法的实施等方面的作用，并分析了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 国际人权组织 作用 影响
一、 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的内涵
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是指“各国民间的团体、联盟或者个人，为了促进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人道主义及其他人类活动领域的国际合作而建立的一种非官方们的国际联合体”。
联合国给非政府人权组织下的定义是：确保人们了解他们的权利和要求权利的手段，为个人或集体受害者起诉，或支持受害者这样做，作出人权呼吁，监督、调查和报告各国的人权状况，包括使用可靠的公共程序来提出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问题，通过游说来影响与侵犯人权的国家有关的政府外交政策，动员利益集团和建立人权标准。
西方学者认为：非政府人权组织是指那些独立于政府和政治团体，通过各种方式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上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而自身并不追求权利的私立组织。它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志愿性和自治性五个基本特征。
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兴起源于西方国家，之后在非洲、南美、和南亚，大量地方性非政府人权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人权领域。非政府人权组织是人权国际化的产物，也是当代国际人权事务中不可忽视的相对独立的、事实上的国际行为主体。
全球最大的非政府人权组织是“大赦国际”， 成员超过150多万人，每年都要向联合国提交500多份报告文件，并组织各种人权主题活动，给侵犯人权的国家政府施压；最小的非政府人权组织是“香港人权监察”，只有两名专职工作人员。据统计，至少有250个非政府组织在积极从事跨国人权活动，参与国际人权法规和人道主义事务的倡议；截止1993年，至少有1500个与人权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存在。随着更多的国家走上民主法治道路，这个数字将不断增加。
二、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的作用
1994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报告中，对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报告声明：“甚至粗略地检验非政府组织参与决策体系和联合国的运作行动，也显示出，毫无疑问，非政府组织不仅证明了《联合国宪章》第71条款内容的正确，而且它还远远超过了执行法律条款的原有范围。非政府组织具有对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咨询地位，有资格参加经社理事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公开会议，作口头声明和提交简短的书面声明，这些声明被翻译成联合国使用的各种语言，并作为联合国的正式文件传阅。”
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非政府人权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迅速增长，在人权保障、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科学发展、疾病防治、扶贫救助、妇幼教育、体育健身及裁减军队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它们在促进国际法的编篡和制定、监督国际法的实施、参加国际诉讼程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促进或参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制定
非政府人权组织一般通过提出新的国际条约草案、参加谈判、起草条约或游说政府或政府间组织等方式促进国际人权标准或文件的制定。它们充分发挥其丰富的专业知识、人权领域的经验和比较超然的地位等优势。经常开展演讲、发起人权运动，力争使制定出来的人权标准或文件反映其观点和呼声。如1894年，“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积极倡导和协助日内瓦会议并促使该会议通过了《改善战地陆军伤病员待遇公约》；上世纪70年代，“大赦国际”发起一场反酷刑运动，直接推动了1984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通过；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有170多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环境保护组织”直接介入了起草有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条约；1997年12月，非政府组织（NGO）努力促使122个国家在加拿大达成《关于禁止使用、储存和出售地雷的公约》；2000年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来自15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代表第一次被邀请参加关于全球化的讨论；目前“大赦国际”正致力于敦促更多国家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希望与联合国共同构建一个国际人权保护体系。这些事件不断扩大非政府组织影响，使它从国际问题的旁观者变成全球政策的制定者之一。
（二）积极参与国际人权事务和人权监督
1、非政府人权组织在缔约国报告程序里的作用
非政府人权组织在报告程序中的作用因程序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首先，在缔约国准备或起草国家报告阶段，它们可以鼓励或提醒国家按时提交报告，积极地促使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还可以参与报告的讨论，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协助国家起草报告。其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原名人权委员会）审查缔约国提交的报告阶段，非政府人权组织可以为人权理事会审查报告的工作提供相关的信息。第三，公开和宣传国家报告及人权理事会做出的结论性意见，监督国家是否认真实施了人权理事会的建议。第四，在缔约国没有提交报告的情况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时会综合包括非政府人权组织提供的信息做出结论。在一国政府没有向人权理事会提供它怎样考虑实施公约义务的信息的情况下，人权理事会必须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结论。这些资料当然包括官方文件中的数据和非政府渠道得来的信息。大家知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相当严重，部分官方数据往往不够真实。倒是民间组织和老百姓愿意说实话真话，面对虚假的统计数据，一位不肯造假的女职员气愤地说：“我只会生孩子，不会生数字！” 尽管官方数据有“水分”，但也不是完全不可相信，毕竟政府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大部分统计数据还是能够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决策依据。
2、在特别程序方面的作用
特别程序是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立起来的、与条约机构监督程序相对应的人权监督程序，它包括“1503”程序以及“1235”程序和一系列主题机制的工作组或者报告员等。“1503号程序”以及“1235号程序”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处理个人或者团体有关指控大规模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来文的程序。一般来说，在国际人权公约中，非政府人权组织是没有个人来文申诉权利的，但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1503”程序中，个人或者团体都可以提交关于“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和证据确凿的侵犯人权”的非匿名来文。对于“1503”程序，尽管它对于提供有关系统性侵犯人权的可靠信息的任何人都开放，但绝大多数信息还是来源于非政府人权组织。
（三）在人权教育和宣传方面发挥作用
非政府人权组织的作用不仅仅限于促进或参与起草国际人权标准或文件和提供信息等方面，它还从事人权教育和宣传工作。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和成功经验经常举办各种研讨班、培训班和国际会议，讨论国际人权标准的制定和实施监督机制，宣传人权观念，公布国家报告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结论性意见，对于提高社会公众的人权素质起着独特的作用。号称全球最大政治舆论压力集团的“大赦国际”就经常谴责、控诉某些国家违背《公约》、践踏人权；2003年以来，“国际红十字会”和各国媒体不断揭露美国政府违背《联合国宪章》和《日内瓦公约》、错误地发动伊拉克战争，批评美军士兵在伊拉克本土和古巴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待囚犯事件。给世人包括美军士兵上了一堂生动的人权教育课。
三、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的影响及其原因
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上，共有841个非政府组织的3681名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这是联合国有史以来非政府组织参与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权会议。维也纳会议呼吁设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早在联合国成立初期就有人提出，1964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代表又提这一设想，维也纳会议上，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再提议案，每个国家都认为那是在做无用功，没想到非政府组织不停的酝酿和游说致使大会最终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授权非政府组织可以在人权高级官员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加进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原来在大会召开前，“大赦国际”丹麦分会主持了一次有关人权专家和积极分子参加的会议，他们一致认为人权保障与促进迫切需要一个由联合国高级官员主持的新机构，这个机构能面对大规模的人权侵犯的紧急状态迅速做出反应。当时，“大赦国际”还向联合国大会筹备会提出一份名为“面对失效”的报告，提出应设立“人权特别专员”，以使人权机制的功能得以发挥。随后，许多非政府组织的骨干分子开始游说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得到美国官方的支持是非政府组织游说国家政府取得进展的前提。
非政府人权组织不仅在人权会议上，而且在其它会议上产生影响。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宣言和行动纲领中特别强调非政府组织所要求的妇女权利、难民妇女、土著妇女和非法移民妇女的权利和反暴力的权利等方面。
非政府人权组织对联合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供大量信息。根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任意监禁工作小组1995年统计：该工作组在1994年所处理的案件信息中，有97%是由非政府组织报告的（其中74%由国际非政府组织报告、23%由国内非政府组织报告）；只有3%由家庭报告的。
非政府人权组织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①为了提高国际地位，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因为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具有法律权威的政府间组织，全球几乎每个国家都是其成员国。所以，非政府人权组织要想方设法参与国际事务，争取在联合国的拥有咨询地位或者以观察员资格参会，体现自身的价值。②非政府人权组织的许多愿望和主张只有通过联合国人权机构才能实现。为了能够长期游说和施加持续性的影响，一些超级组织如 “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在联合国设有办公室和常驻联合国代表。③对联合国的人权的决策与监督、公约的制定和机构的创设等施加影响是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另一重要目标。如“大赦国际”要求联合国在其维和部队中进行人权培训和承担人权保护责任的建议就被接受。“人权观察”在2003年5月提出的防止民主刚果内部种族冲突的应急措施也被安理会采纳。
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联合国也要依赖于非政府人权组织帮助和支持。二者情同手足，难分难舍，谁也离不开谁。没有非政府人权组织的热心参与、协助和合作，联合国将很难有所作为。因为：①联合国人权机构经费紧张、人员短缺，连起码的文献资料和信息数据库都没有建立。而一些大型非政府人权组织材料齐全、信息灵敏、经费和人员充足。因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官员多次指出：“要允许非政府组织参与更多的活动，通过与之建立良好的正式关系，允许非政府组织进行口头干预及提供与人权监督有关的信息”②对于联合国认为棘手的事情，就由非政府组织充当开路先锋。联合国作为国家间的国际组织，其权利来自各个主权国家，其职能就是要为主权国家服务。由于各国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不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联合国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时，总是小心谨慎、消极应对，通常不敢大胆干预监督。倒是那些非政府组织纷纷站出来披露真相、谴责批评，并游说联合国有关机构采取有力措施。联合国限制主权国家的一些公约制度都是由非政府组织首先提出、并酝酿产生的。③联合国人权事务中的许多政策措施的实施需要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现有国际人权法规往往停留在宣言和决议的形式上，有的只是一些指导性的原则和精神，缺乏可操作性和强制力；当国际法与国内法规定相冲突时，还会受到主权国家的抵制。这些人权公约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带有政治性的指控信息。④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1947年成立，但主要职责只是起草文件。直到近20年来，在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倡议、请求下，才逐步完善各种程序，设立特别报告人制度和人权高级专员，但仍然缺乏有效的实施监督制度。
当然，看事物都要“一分为二”，非政府组织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正如英国《新科学人》杂志所评论的：“当它们好的时候，会很好，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当它们糟的时候，会很糟，它们只顾自己，毫无责任可言。”（全文4800字）
[参考书目]
[1]周琪著：《美国人权外交政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2.
[2]蔡拓、刘贞哗《人权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J]，载《国际观察》2005，1.
[3]卢芳、毛俊响《非政府组织与国际人权保护》[J]，载《法制与社会》2006，第1期.
[4] 黎尔平《NGO在中国人权事业进步中的作用》[J]，载《学会》2006，10.
[5]阮宗泽《认识非政府组织（NGO）》[J]，载于《世界知识》2002，7.



山东省泰安市人民政府


政府令第151号



《泰安市法律援助办法》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公布，自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二O一O年十月二十六日



泰安市法律援助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平等地获得法律服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将法律援助事业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三条 市、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市、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法律援助工作的组织协调，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泰安高新区范围内的法律援助工作，由泰安高新区管委会按有关规定负责办理。
　 第四条 以下机构及人员（统称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援助人员）应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或事项，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一）市、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二）律师事务所及其执业律师；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法律工作者；
　 （四）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
　 （五）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六）法律援助志愿者。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应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其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援助申请。
　 第五条 乡（镇、街道）司法所作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应提供咨询、调解、民事代理等法律援助。
　 民事法律援助事项，有可能协商解决的，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可以代理受援人一方，按民事调解的程序参与调解，10日内达不成调解协议的，应转入诉讼或者仲裁程序。但是，诉讼或者仲裁时效即将届满的应及时告知，由申请人决定是否直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第六条 市、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及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应设置显著的标识和便民服务窗口，按规定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和设施,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为申请人提供高效便民的法律服务。
　 第七条 法律援助人员凭法律援助机构的证明利用档案资料,除涉及国家秘密等依法不得公开的档案资料外,有关部门、单位应积极配合,免收档案资料查询费、咨询服务费、调阅档案资料保护费、证明费;对原件复印、缩微胶片复印、翻拍、扫描等相关材料复制费给予减收或者免收,减收后所收费用不得超出原材料成本费。
　 公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对法律援助案件受援人申请公证、司法鉴定事项的,应当免收公证费、鉴定费。
　 第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法律援助范围和条件
　 第九条 经济困难的公民对下列事项,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七)因工伤、交通、医疗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受到人身损害，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八)因劳动合同关系使权益受到损害，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九)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受到损害，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十)在征地、拆迁中受到损害，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十一)因假劣种子、农药、化肥以及环境污染使权益受到损害，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十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十一条 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十二条 公民经济困难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正在享受城镇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
　 (二)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人员;
　 (三)无固定生活来源的重度残疾人、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
　 (四)特困职工;
　 (五)农村“五保”对象;
　 (六)依靠抚恤金生活的人员;
　 (七)家庭人均经济收入为最低生活保障线2倍以下的军人和军属;
　 (八)符合规定的其他人员。
　 申请人住所地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
　 第十三条 公民经济困难应持有下列相应证明材料:
　 (一)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社会福利机构供养的人员、农村“五保”对象、依靠抚恤金生活的人员应持有户籍所在地、暂住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有效证件;
　 (二)无固定生活来源的重度残疾人应持有县级以上残联出具的有效证件;
　 (三)特困职工应持有县级以上总工会出具的有效证件;
　 (四)军人或军属经济困难的应持有所在部队团级以上政治部门或者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武部门出具的有效证件。
　 第十四条 公民因见义勇为行为导致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无需审查其经济状况,优先提供法律援助。
　 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按照国家、省和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
　 第十五条 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向其争议处理机关所在地或者事由发生地的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或事项属于市级审理机关管辖的,或者市以上有关部门管理的，应向市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可以委托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有特殊原因的,也可以移送市法律援助机构办理。
泰山景区管理范围内的法律援助申请由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具体工作由泰山管委、市司法行政部门协商确定。
　 第十六条 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鉴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当事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告知或者协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可以接收公民的法律援助申请,在3个工作日内报送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审查。
　 第十七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如下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代理人应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二)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三)经济困难证明;
　 (四)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后,应按照法律援助的范围和条件进行审查,并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法律援助机构作出不予提供法律援助决定的,应说明理由。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主管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自收到异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作出书面审查意见。
　 申请人对司法行政部门作出的书面审查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审查意见之日起60日内向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核。
　 第十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中负责审查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是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办理法律援助事务的。
　 第二十条 在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中,当事人以人民法院给予司法救助的决定为依据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不再审查其是否符合经济困难标准,应直接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当事人以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为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法律援助实施和监督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做出决定后，应及时确定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或人员，并下达法律援助指派通知书。法律服务机构收到指派通知书3日内，必须指定法律援助人员，法律援助人员应及时与受援人取得联系。
　 法律援助机构对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自收到人民法院指定辩护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指派法律服务机构提供法律援助。
　 第二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有关机构或人员提供以下法律援助：
　 （一）法律咨询；
　 （二）刑事辩护、刑事代理；
　 （三）民事、行政诉讼代理；
　 （四）仲裁、调解等非诉讼法律事项代理；
　 （五）公证；
　 （六）司法鉴定；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第二十三条 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指派或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保守受援人秘密，不得收取受援人任何财物，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者终止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第二十四条 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异地调查取证、非诉讼调解、文书送达、申请执行等有困难,需要异地法律援助机构予以协助的,异地法律援助机构予以协助。
　 第二十五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有关部门、单位应积极配合，为调查办案提供便利条件，支持、帮助法律援助人员完成法律援助任务。
　 第二十六条 受援人有权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有证据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受援人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反映或者向司法行政部门投诉。
　 第二十七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办案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终止该项法律援助:
　 (一)受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二)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三)受援人又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的;
　 (四)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五)受援人以欺骗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
　 第二十八条 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15日内，法律服务机构应将有关材料和结案报告送交法律援助机构备案。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结案材料后,向接受指派或者接受安排的办案人员支付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按照司法行政部门与财政部门制定的标准执行。
　 第二十九条 以不正当手段获得不应享有的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停止对其援助,并责令其支付已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的全部费用。
　 第三十条 司法行政部门及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无合法理由拒绝法律援助机构就经济状况证明进行查证或者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务人员调查取证、查阅档案资料不予配合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向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提出责令配合或者给予主管人员行政处分的建议。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
　 市政府第82号令《泰安市法律援助实施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