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永忠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我国立法机关正在进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准备工作，并将于今年10月完成法律修订程序。围绕这次修改，司法界、理论界都在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据了解，这次修改将采用修订案的方式，由此决定了修改的内容不可能太多，应当重点突出，先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及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程序应当是这次修法的当务之急。为此，撰写本文，以公正、效率、资源、案件的互动关系为视角展开分析、论证。

　 一、刑事司法制度中公正、效率、资源、案件的互动关系分析

　 任何一个国家在构建自己的司法制度时，都将面对并力求解决好公正、效率、资源、案件这样几个既彼此独立又密切联系的基本问题和相互关系。

　 公正是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生命线。从立法的角度考虑司法公正问题，所面对的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具体的个案，而是已经发生和将要继续发生的所有刑事案件的整体。这就需要我们从宏观背景和全局视野分析和思考问题。

　 公正不是抽象的，而应当是“看得见的”，理论界将其划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并从诸多方面论证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具体的含义，且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诸如要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程序要公开、透明等。但是，公正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它的内涵及其实现依赖于多方面的因素和条件。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因素，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的客观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正属于历史和社会的范畴，具有阶段性和层次性。正因为如此，即使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提出的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也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

　 从具体内容看，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公正与效率都属于主观因素，是立法者主观愿望追求的产物，并且二者是一种密切相关、此消彼涨的关系，即司法公正的程度越高，司法效率就越低，反之司法效率则越高。[1]从诉讼价值上看，公正与效率不在同一层次上，公正优于并且高于效率。只能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追求效率，而不能为了追求效率而牺牲公正。但是，如果从现实出发看待二者的关系，并非在所有的案件中解决公正都是第一位的。在司法实践中，或由于案件本身的因素，或由于当事人的主观需求，有些案件效率问题比公正问题更为突出更为迫切。因此，我们不能僵化地一成不变地看待和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从客观条件看，司法资源和刑事案件的状况如何对于公正的实现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既定的司法资源下，刑事案件的数量越少，公正的实现程度就越高，反之，公正的实现程度则越低。反过来说，对公正的期望程度越高，要求投入的司法资源则越多。但是无论在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投入的司法资源总是有限的，刑事案件的数量却是难以控制、减少的，甚至呈现为不断增长的势头。在此情形下，要使所有案件获得同样的公正“待遇”，那只能是平均主义地配置资源，其结果必然是每个案件获得的资源投入十分有限。这样从外表看起来，对每个案件都是“公正的”，获得的司法资源同样多，实现的公正程度一样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不公正的。因为刑事案件在“质”的方面是千差万别的。仅从大的方面来看，有犯罪性质的不同，诸如严重犯罪与轻微犯罪之别；又有被告人经历的不同，诸如累犯、惯犯与偶犯、初犯之别；还有被告人认罪态度的不同，诸如否定指控、拒不认罪与主动投案自首、如实坦白认罪之别；再有控方掌握的证据状况不同，诸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之别，如此等等。这就意味着每个案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以致公正、效率程度的要求其实是很不同的，只有按照案件的不同情况配置司法资源，设置并适用公正、效率程度不同的诉讼程序，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的整体公正与效率。

　 总之，在司法资源难以大量投入，刑事案件却在数量上难以减少甚至不断增加、在质量上又千差万别的现实面前，我们必须优化资源配置，调节诉讼效率，对于那些需要公正程度高的案件，我们宁可投入的司法资源多一些，程序的设置复杂一些，诉讼效率调低一些；对于那些需要公正程度低的案件，投入的司法资源则可以少一些，程序的设置也可以简单一些，诉讼效率则可以调高一些。考察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莫不如此。在日本，既有传统的快速处理轻微刑事案件、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易公审程序，又有近年来推行改革而出台的更加快速、适用范围更广的即决审判程序和主要适用于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案件的由3名职业法官和6名裁判员组成的混合审判制度。在法国，既有适用违警罪的简易审判程序，又有针对轻罪案件的较为严格的审判程序，还有更为复杂的由审判长、陪审官以及陪审团共同审理的重罪案件审判程序。英美国家更是如此，既有由一名法官（甚至是非职业法官）一日内可审理若干个案件的快速、简易审判程序，又有由职业法官和陪审团共同审理、往往旷日持久的陪审团审判程序。不仅传统的西方法治国家如此，而且近年来刚刚从经济困境中走出来的俄罗斯也走上了繁简分流的刑事司法改革之路，一方面建立了程序较为简捷的被告人认罪的特别程序、和解法官审理案件的程序，另一方面又新增了由一名法官和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审判制度。各国不仅在审判程序上如此，而且在审判前的程序上，也建立了各种过滤、筛选机制，采用不同方式减少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还将是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国家难以在刑事司法领域投入太多的资源。同时，由于处在社会剧变的转型期，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居高不下，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数量也是有增无减。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2005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从1986068件发展到4648401件，增长了134％；同期被逮捕的人数从598101人上升到876419人，增加了46．53％，法院审判的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也由584763人增长到981009人，增加了67．76％，与此同时，司法资源的投入有的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例如全国检察机关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1998年为211319人，2004年却减少到197025人。有的虽然有所增长，但与刑事案件的增长并不能同步，甚至实际上还在减少。例如全国律师人数1998年为51008人，2005年发展到114471人，增加了一倍多，但公诉案件的刑事辩护率则从1998年的50．7％下降到2005年的35．8％。[2]

　 在刑事案件急剧增加，司法资源的投入增涨有限甚至有所减少的情形下，全社会对司法公正和效率的热切呼声却空前高涨，这从近年来社会公众对杜培武、佘祥林、刘涌、胥敬祥、邱兴华等一批重大案件的关注程度和普遍诉求足可以得到说明。广大群众不仅要求司法公正，而且要求司法效率；不仅要求实体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仅要求个案公正，而且要求整体公正。毋庸讳言，在当今中国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效率的强烈诉求与不尽理想的司法现实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从中央到地方，从立法界、司法界到理论界，各方面都在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提出并推行各种改革、完善措施。但是，在笔者看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刑事案件的大幅下降、司法人员的大幅增加、刑事辩护率的大幅提高都是难以做到的。我们必须从现行司法制度、现行司法程序的整体构造上寻找突破口，构建可对刑事案件进行繁简、难易分流的程序机制，以推动司法公正的实现和司法效率的提高。因此，笔者认为，针对我国现存的问题和条件，借鉴、吸收别国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构建中国式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程序不失为重要的突破口。

　 二、在我国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应当说，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于审查起诉的法律定位是正确的，其确立的包括三种类型的不起诉制度，在理论上有充分的依据，在实践上也是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作法。但是，近10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立法上确立的不起诉制度在司法活动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比例非常低。据有关方面统计，1997年不起诉人数占审查起诉案件总人数的4．2％，1998年则是2．5％。[3]其后若干年来一直都在2—3％之间徘徊。[4]

　 我国不起诉比例如此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思想观念原因，相当一些检察人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设立不起诉制度的立法意图理解不够深远。此外还有制度本身的原因。现行刑诉法规定的三种不起诉中，只有法定不起诉属于当然不应该起诉的类型，而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都属于裁量不起诉的范畴。这就使不少人特别是上级检察机关和各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层担心不起诉决定的裁量权如果不加严格控制，可能会被滥用，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检察机关都把不起诉案件的比例控制在3％以内。

　 影响不起诉案件比例非常低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不少人认为我国的犯罪概念和范围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别，凡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犯罪案件都是比较严重的，不同于国外大量刑事犯罪案件实际上属于我国的一般违法案件，因此对它们可以做不起诉的处理。笔者并不否认中外犯罪概念的差别以及由此可能导致我国不起诉案件的数量比较少。但是，是不是只有3％左右的案件才可以作不起诉处理，而97％左右的案件都必须起诉到法院审判？ 笔者对此不能认同。事实上，从我国近年来审判过的案件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采取不起诉处理的，它们包括经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判处拘役、管制的案件、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单处附加刑的案件以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2—2005年问，每年生效判决宣告无罪、判处免刑、拘役、缓刑、管制、单处附加刑及未成年被告人的人数占到当年生效判决所涉被告人总数的比例在35．52％—45．15％之间，这一事实表明在审查起诉阶段扩大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是有很大空间的。如果在审查起诉中对这些被告人中的哪怕一半人即17．76％—22．58％作不起诉处理，而不起诉到法院进行审判，这对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减轻法院和检察院的负担都将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现行不起诉制度是一次定“终身”，一旦做出不起诉决定，对被不起诉人缺乏制约、监督机制，具有很大的风险。为此需要我们在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既能充分展现不起诉制度的优越性，又能把不起诉制度的风险、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的附条件的不起诉制度。在这方面德、日等国的成熟经验和我国一些基层检察机关的探索尝试都是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和吸收、借鉴的。

　 德国刑事诉讼立法在起诉问题上奉行的是起诉法定主义为原则，起诉裁量主义为例外的作法，但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却是相反，起诉是例外，不起诉或作其他替代性处理则成为原则。据统计，从1981年到1996年期问，提起公诉案件的比例一直比较低，起诉率最高的1982年是19％，起诉率最低的1996年是12．3％，其余案件均作了不起诉的处理，包括撤销案件、申请处罚令、无条件不起诉等，附条件的不起诉也是其中的一种处理方式，比例一直在6％上下浮动。[5]所谓附条件的不起诉也称暂缓起诉，是指对于本来应该起诉的轻罪被告人，在其本人同意的情形下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一定义务，而暂时不予起诉。被告人如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了所要求的义务，对其行为不再作为犯罪起诉追究，否则，将仍作为犯罪起诉追究[6]。此外，德国各州对青少年案件的不起诉率比较高，而且呈不断上升趋势，从1985年平均为25％上升到1992年的近50％。[7]

　 日本除了对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不予起诉外，在其刑事诉讼法上还确立了“起诉便宜主义”原则，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种不起诉处理方式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日本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率为43％，2003年为35．6％，其中因不具备起诉条件而不起诉的占1．90％，其余33．7％则属于裁量不起诉或犹豫不起诉。[8]而对于其中的犹豫不起诉案件在诉讼理论和法律上都可以理解为，只要还在追诉时效期间内，对其可以再次起诉[9]。当然在实践中作出不起诉处理后再起诉的情况几乎没有。正因为如此，日本著名刑诉法教授，法务省顾问松尾浩也先生称此种不起诉为缓期起诉，指出进入昭和时期以来缓期起诉处分得到了更多的使用，并且被有意识地作为有效地防止再犯的手段加以使用。[10]

　 我国有些基层检察机关包括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等，在近几年探索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也重点研究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有的地方称为“暂缓不起诉制度”），有的还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尝试。这些研究和尝试成果都表明，在我国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仅大有必要，而且具有广泛的可行性基础。

　 基于以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现有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其要点是：

　 1．附条件不起诉的对象及适用条件：可以设定为依照刑法规定可能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其他可适用缓刑以及可免予刑事处罚并具有下列情形的案件：①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的；②犯罪嫌疑人年满70岁以上的；③有自首、立功情节或真诚认罪悔罪的；④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⑤积极赔偿受破坏的公共财产或恢复受损害的公共利益的。

　 上述案件都是犯罪性质不严重，刑罚后果不严厉，人身危险性又很小的案件。对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处理，不仅完全可以达到经过审判希望达到的法律效果，而且会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其一，由于可免除后续审判，使犯罪嫌疑人保全了做人的“面子”，对他们日后改过自新有极大的鼓励、促进作用；其二，由于可免除后续审判，可促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和解，恢复、挽回因犯罪受到破坏、损害的公共利益，实现恢复性司法；其三，由于可免除对这部分案件的后续审判，将大量节约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出，转而将更多的司法资源投入到那些确需审判的案件中，使这些案件得到确实公正的审理和裁判；其四，由于不起诉，犯罪嫌疑人可提前获释，不仅节约看守所的羁押成本，更重要的是使犯罪嫌疑人提早回归社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商品市场管理条例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于2000年10月20日通过，自2000年12月1日起施行，1993年7月21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黑龙江省城乡集市贸易条例》同时废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培育、发展商品市场（以下简称市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市场开办者、市场经营者、商品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市场，是指有固定场地和设施，有多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商品经营者入场经营各类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现货交易场所。
本条例所称市场开办者，是指依法投资开办市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本条例所称市场经营者，是指从事市场物业管理，出租市场场地和设施，代表市场进行民事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本条例所称商品经营者，是指在市场内从事商品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三条 凡在本省辖区内开办、经营市场，在市场内从事商品交易、提供服务，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的，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市场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市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培育和发展市场。
第五条 在市场内从事商品交易和服务活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公平交易、平等竞争、文明服务的原则。
第六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本辖区内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的职能部门。
各级公安、税务、卫生、农业、畜牧、物价、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章 市场开办
第七条 市场的设置应当遵循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节约土地、保护环境、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活跃流通的原则。
第八条 新建、改建市场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部门批准后，到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开业前办理营业执照。
大、中型市场在新建、改建前应当进行可行性论证。
第九条 开办市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城乡建设规划；
（二）有相应的场地、设施和资金，建筑设施符合设计规范；
（三）具备必要的交通、安全、卫生、消防、通风条件；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市场开办者申请办理营业执照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登记注册申请书；
（二）名称预先核准证明；
（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部门的批准文件；
（四）土地、房屋等权属证明或者占道审批文件；
（五）市场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六）开办市场资金证明；
（七）联合开办市场各方共同签署的协议书；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文件。
第十一条 依照本条例第八条规定设立的市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未经批准不得拆迁。
确需拆迁、撤销、改建市场或者合并、分立市场的，应当妥善安置商品经营者。
第十二条 市场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终止营业，市场开办者应当于登记事项变更或者终止营业前30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手续。

第三章 市场经营和商品经营
第十三条 市场经营者、商品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
市场经营者、商品经营者有权拒绝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收取费用或者摊派人力、物力、财力。对于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向有关机关举报、申诉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禁止任何非法经营市场行为。
第十四条 市场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服从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督管理；
（二）建立市场内部管理机构，在有关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建立健全防火、卫生、治安等规章制度，配备专职人员和有关器材设备，并负责市场安全防范管理，改善市场环境；
（三）承担市场划行分类、设置公平计量器具等日常服务性管理工作；
（四）依法报送统计资料。
第十五条 市场经营者向商品经营者出租、出售摊位，应当遵循公开、公平的原则，与商品经营者依法签订合同。
市场经营者对商品经营者不得实施处罚，不得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收取合同约定之外的费用。
第十六条 市场经营者提供存储、通讯和运输等有偿服务，应当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营业执照或者变更登记。
第十七条 商品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持有营业执照；
（二）悬挂营业执照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标志；
（三）按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经营范围经营；
（四）按照指定的场地经营；
（五）明码标价；
（六）按照有关规定出具信誉卡；
（七）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管理费。
第十八条 商品经营者销售国家实行专营、专卖和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应当持有并出示有关证明。
出售旧机动车应当凭牌照和有关证明，在指定场所交易。
第十九条 商品经营者对实行包修、包换、包退的商品在保质期内出现质量问题，应当依照有关规定承担包修、包换、包退的责任。
第二十条 禁止交易下列物品：
（一）走私贩私物品；
（二）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和爆破器材；
（三）国家以及省规定禁止交易的野生动物、植物及其产品；
（四）非法出版物；
（五）未经检验、检疫的动物及其产品；
（六）有毒、有害的食品；
（七）没有检验合格证或者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商品；
（八）变质、失效的商品；
（九）国家明令淘汰并停止销售的商品；
（十）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交易的其他物品。
第二十一条 禁止商品经营者的下列行为：
（一）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
（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
（三）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
（四）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伪造产地，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
（五）采用贿赂手段销售商品；
（六）利用广告和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份、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七）侵犯其他商品经营者的商业秘密；
（八）欺行霸市、强买强卖、骗买骗卖、哄抬物价、欺诈销售；
（九）在商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
（十）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利用计量器具作弊或者销售的商品数量不足；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经营行为。
第二十二条 经纪人在市场内从事经纪活动，应当持有合法的资格证书和营业执照。
第二十三条 举办展览会、订货会等各种商品展销活动，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市场监督管理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执行有关市场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具体措施；
（二）依法确认、检查市场开办者、市场经营者和商品经营者的主体资格、经营行为和商品的合法性；
（三）受理消费者申诉，组织调解经济纠纷；
（四）保护合法经营，查处违法行为，维护市场交易秩序；
（五）组织创建文明市场；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五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和证人；
（二）查阅、复制、拍照、扣留、封存与违法行为有关的合同、帐册、文书和其他有关资料；
（三）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责令暂停销售或者封存、扣留与违法行为有关的物品；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于侵犯市场开办者、市场经营者、商品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予以制止。
第二十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对商品经营者收取管理费。
第二十八条 公安部门负责市场的消防和治安管理，督促检查市场经营者做好市场的安全防范工作。
第二十九条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秉公执法、文明执法。不得刁难、勒卡，不得乱收费、乱罚款。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处罚：
（一）违反第八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项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责令停止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法行为情节较轻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具备条件的，责令限期补办营业执照。
（二）违反第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经警告不改正的，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法行为情节较轻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20元以上500元
以下罚款。
（五）违反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的，给予警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1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六）违反第十七条第（六）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七）违反第十七条第（七）项规定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补缴；逾期不缴的，处应当缴纳管理费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
（八）违反第十九条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国家企业登记管理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给商品经营者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予以赔偿。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十七条第（五）项规定的，给予警告，经警告不改正的，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二）经营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禁止交易物品的，没收物品，没收销货款，处物品等值20％以下罚款。
（三）经营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项规定禁止交易物品的，没收物品，没收销货款，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四）经营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三）项规定禁止交易物品的，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1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
（五）经营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五）项规定禁止交易物品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六）经营本条例第二十条第（六）项规定禁止交易物品的，责令停止经营，立即公告收回已售出的食品，并销毁该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七）有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八）项规定行为的，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较轻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停止营业，扣缴或者吊销
营业执照。
（八）有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十）项规定行为，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利用计量器具作弊的，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4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商品数量不足的，责令补足商品、补偿损失，处短少商品货值1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无牌照和有关证明出售旧机动车的，公安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办理交易、过户手续；未在指定场所交易旧机动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经营本条例第二十条第（四）项规定禁止交易物品的，由出版行政部门依照有关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六条 经营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规定禁止交易的物品和有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九）项规定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黑龙江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七条 有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规定行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黑龙江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拒绝、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务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进行处理。
第四十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行政处罚涉及两个以上部门的，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权限依法进行。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第四十一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等渎职侵权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予以赔偿。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对城乡大集、早晚市场、摊区市场的管理参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由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应用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0年12月1日起施行。1993年7月21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黑龙江省城乡集市贸易条例》同时废止。



2000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