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
——和谐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 蔡鸿铭

论文提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妥善解决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而犯罪是对社会和谐的严重破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刑事司法活动一方面要严格依法办案，充分发挥司法机关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作用，保证刑事司法公正；另一方面要通过刑事和解程序，调动社会各阶层、各社会组织和社区的积极性，让其参与化解犯罪引起的各类矛盾和问题，最大限度地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和谐。我国实行刑事和解不仅具有诸多的有利条件，如重和合的文化传统，而且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对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刑事和解注重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平衡，被害人和犯罪人权益的平衡，是以人为本、和谐有序理念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我国应立足于中国传统调解，充分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积极探索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践，对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取向进行了阐述，并立足于传统文化和法治的本土资源，对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与可能性从五个方面作了详尽分析，最终提出了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初步设想。
全文共6991字
以下正文：

在当今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一次又一次地处在需要不断更新观念，不断进行调整的地步。当我们日益融入全球一体化发展进程的潮流时，有必要对一些已具有普适性的现代化民主和法治的价值理念进行借鉴和移植。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再也不能忽视刑事和解制度折射出来的现代性民主和法治的具有普适性的观念价值。
刑事和解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等国司法实践中适用以来，已有二三十年的发展历史，随着世界刑事司法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刑事和解制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也引起了我国法学界的热烈探讨和司法界的积极探索。 这表明：在通常由国家行使刑事追诉权的刑事诉讼中，也有合意的空间。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实践领域的悄然破冰，蕴含着刑事司法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的转变。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
刑事和解是又称犯罪人与被害者的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那些经过专门培训的法律专业人士）充当中立的第三者，使犯罪人与被害者及社区代表直接商谈，协商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关系，以使犯罪者回归社会、平抑社会冲突。它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重保护功能，不但有助于加害人的矫正与回归社会，而且也有助于平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最大限度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和谐性。
刑事和解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私人分割赔偿，但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司法理论，其发端于20世纪中叶，是西方社会从国家本位转变到个人本位的新刑事思想和法律价值观变化的产物，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的破冰，直接的动因来自日益增长的案件数量与审判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背后则显现了多重价值追求。它在维护成文法权威的前提下，融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刑事司法从“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进步，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当下社会的和谐理念。
以国家追诉为标志的现代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现代刑罚结构，虽然实现了对犯罪行为惩处的法律效果，但在被害人损失的弥补、被破坏社会关系的恢复等社会效果上却力不从心，带来了成本过高、改造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对犯罪的治理，不仅要着眼于国家公权力的追究，更要讲求对受害者的弥补。简单地对犯罪行为进行刑罚制裁，只是一种“有害的正义”，它在对犯罪人加授损失的同时，并没有恢复被害人和社区受到的损失，对犯罪的矫正效果也不佳。而刑事和解改变了传统的以国家公诉为主导而造成的被害人边缘化地位的情况，使被害人从犯罪人真诚的道歉补偿中寻得心理平衡，受损的社会关系得以修复，试图达到一种“无害的正义”，使情、理、法有机融合，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
二、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
法律的目的之一在于建立并维持社会秩序。而刑事和解可以“恢复在依法的解决中很容易失去的平衡，并进而实现某种社会连带关系”。 刑事和解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和推广有其内在的合情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其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善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
在传统的刑事司法观念中，犯罪被视为犯罪人对国家利益的侵犯。刑罚是一种公权，对犯罪人的追诉只能由国家进行，而不允许和解。作为真正受犯罪影响着的被害人在诉讼中的作用被弱化，诉求被忽视。在许多伤害案件中，加害人与被害人都是熟人，犯罪的发生大都因琐事纠葛、邻里关系等民事纠纷引起，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低。犯罪发生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并未完全打破，如果不加区别，以该通过刑事司法程序定罪、处刑，会进一步恶化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扩大双方的矛盾。而刑事和解程序注重发挥犯罪人与被害人在解决刑事矛盾中的能动作用，努力为双方营造对话的氛围与空间，促进双方的谅解，在相互磨合中化解矛盾，从而达到减少社会冲突、增强社会和谐的目的。
（二）提升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维护被害人权益。
刑事和解以被害人利益为中心，大大增强了被害人在解决刑事纠纷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同时，它以犯罪人的真心悔罪和有罪答辩为前提，这使得被害人能够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告诉犯罪人，犯罪行为对自己造成的身体、情绪和经济的损害后果，了解犯罪人犯罪时的动机，接受犯罪人的道歉。这种交流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焦虑与仇恨，尽快恢复心理与情绪的稳定。
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犯罪发生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和通过经济赔偿方式实现的精神损失难以得到充分、及时的赔偿。而在刑事和解中，赔偿协议是一个双方合意的结果而不再是传统司法模式下的强制判决，犯罪人的积极履行保证了被害损失的及时修复。
（三）有利于矫正犯罪，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
通过被害人与犯罪人就犯罪影响进行的讨论，犯罪人能够深刻地体会自己行为给他人和社会造成的损害，从内心反思过错、真诚悔罪。由于司法机关和被害人对犯罪人的尊重，使犯罪人消除了一些误解和敌视，从而自愿地接受惩罚，积极地承担责任。这种特殊预防的效果是通过严格的司法过程及矫正措施所难以达到的。
“司法系统会对个人造成很多的伤害：犯罪记录会使个人永久性地无法从事某些职业，鉴于经历容易引发交叉感染，犯罪的标定效果会使个人对其产生消极认同，进而会促使个人实施更多的犯罪。” 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因为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不再启动或中止对犯罪人的刑事追诉，犯罪人避免了进一步的审判及刑罚执行对其造成的“标签”式影响，可以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
（四）有效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
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国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在一定的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一方面刑事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司法机关的工作压力不断加大；另一方面轻微的刑事案件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大量司法资源被消耗在应对不严重的犯罪和犯罪人身上，影响了重大刑事案件的办理。因此，如何在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刑事案件不断增长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使“需要公正的案件更加公正，需要效率的案件更加有效率” 显得尤为重要。刑事和解能使某些案件的处理绕开审判程序，快速、合法、有效地解决大量轻微案件的责任归属，使司法机关合理配置资源，全面提高诉讼效率。
（五）体现合意的契约精神，实现程序价值。
诉讼的参与者经过自由选择并有意识地参与到裁决的制作中，尤其是让被告人摆脱司法奴隶主义而达到自我决定主义，这应是刑事司法的最高境界。在这一过程中，采取的诉讼形式并不限于对抗，协商、对话与合作也是一种司法民主的表达，而且在诉讼进程中十分必要。萨默斯认为，程序正义原则的要求之一即为协议性（consensualism)，这也是程序价值的要求，不论结果如何，建立在有关公民自愿选择基础上的协议性都是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本身实现的“程序价值”。 为了刑事治理的有效性，刑事司法不应只是谋求国家公权力如何获取单方面的胜利，还需要注重协商与谈论在诉讼中的独特功能。而刑事和解就体现了一种契约精神——通过对话与协商，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处理结果，即通过当事者之间的“合意”完结诉讼。这样一来，不仅为正义的多面性提供了现实基础，避免了单一正义的不足，并且能缓和基于“事实”与“规则”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
三、和谐语境下我国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能性探讨
一种制度的设置与存在，自有其思想文化背景与需要。将法律视为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必然要涉及其他社会现象，法律问题从一开始就明显不仅是法律问题，而同时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文化问题。 从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内涵来看，我国存在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有利因素。
（一）“无讼”观念是刑事和解的思想基础。
诉讼观念作为深层结构的观念性文化，必将影响和制约着诉讼制度的确立。同时，法律的发展也不能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的变化以及社会变化着的情感和要求相分离。 “‘法意识’的概念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社会学上所说的‘滞后效果’，即相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来讲，文化和象征体系的变化总是会落后的现象。” 崇尚和谐的儒家思想文化为传统诉讼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在社会关系领域，和谐观念演化为一个具体原则，即“无讼”。古人把“和谐”奉为社会中的绝对目标，并以此为道德衡量标准，认为能够识大体、明大义，忍让为先，不与人争者必定是安分守己的良民；而以争为胜，以讼为能者必定是小人、悍民。古代法律仅仅是实现“和谐”目标的手段，只具有否定的价值，因此争讼必然是绝对的坏事，在人们心目中，争讼本身就缺乏道德上的正当性。 “如果说无讼是中国古代政治与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那么，调处则是实现息讼、无讼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在中国古代是由来已久的，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形成了整套的制度，是世界法制史上少有的。” 不过，这种调处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是为了平息纠纷，追求无讼的和谐统治状态。
（二）和合文化是刑事和解的文化基础。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 “和合”一词常常被人们引用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特质。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在《中国人的人格发展》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原理就是‘和合性’，因此，总是认为‘合’是好的，‘分’是不好的。”儒学大师钱穆也认为“中国人的天性，所谓我们的国民性，是‘合和’的分数比较多过‘分别’的。 和合精神是儒学的价值理想，强调天人合一。这一哲学观推及人类社会生活，便是人际和谐与社会和谐。“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与和谐。” 在儒家看来，“礼”提供了实现“和谐”理想的途径。“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任何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人对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犯罪者往往重视个体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不愿使自己成为周围人眼中的“公敌”；而被害人在自身权益得到维护的同时，向往平安和稳定的生活，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时时处于担忧和防备之中。因而，通过犯罪者的悔罪和受害方的谅解化解或修复旧的矛盾，藉以重新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三）轻刑化是刑事和解的实践基础。
随着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对刑罚报应论的否弃和对刑罚预防论的趋同，二十世纪后期，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逐渐成为主流话语，轻刑化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和潮流。在对重刑主义否弃的同时，代之而起的是越来越多的辩诉交易、保安处分、社会处遇等刑事和解模式。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人们越来越认同于“刑法是一不得已的恶”， 对于刑法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当前，轻刑化在司法实践领域出现了辩诉交易的个案和上述朝阳区法院将庭外和解引入刑事案件的探索。刑事诉讼是建设现代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交叉题域，刑事和解等一系列新的刑诉取向变化则是融会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契合点。
（四）人本主义是刑事和解的社会基础。
传统的刑法观念过于突出国家的主导作用和绝对权威，而湮没了个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诉求。在刑事司法中，不仅对被害人的地位和诉求重视不够，对被害人的权益进行实质性的保护不力，而且对犯罪人的权益保护也表现得更为漠视。刑事和解则将刑事纠纷中的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作为和解的主题突出出来，他们不再是被动的参与者，而成为直接参与和解的双方进行到和解程序中来，司法机关、社区机构则退居次要位置，在其中主要发挥帮助调解、确认公正、监督落实等作用。
刑事和解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利于保护犯罪人（即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现代刑法对人权的尊重。一方面，被害人的利益补偿不再通过国家公诉下的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方式来解决，而是毕其功于一役，在刑事和解中一揽子解决。另一方面，被纳入刑事和解而受到社会处遇的犯罪人通过和解对被害人进行实质补偿和悔过道歉，也使其自身避免了身陷囹圄，有利于维护犯罪人的尊严、颜面，更利于保护犯罪人的人权，并可避免犯罪人被投诸监狱而可能造成的“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等设施内处遇的缺憾，从而有效地降低这部分犯罪人的再犯罪率。
（五）现代法治是刑事和解的法律基础。
在我国这样一个历史传统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度里，进行法治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律文化，而且也要注意挖掘、吸纳优秀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刑事司法领域看，西方法律文化对轻刑化的奉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如前所述）趋向在对一般轻微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等刑事案件的诉讼上达成了共识。即都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消弭冲突为目的，将惩戒寓于教化之中，体现了现代法治中的政治民主、人人平等、契约自由、人权至上等精神实质，切合了法治现代化的发展进路。通过将实行刑事和解后的犯罪人纳入社区中进行矫治，有利于修补被破坏的社区和谐，更有利于加速犯罪人再社会化的进程。
现代法治不仅表现为国家法治权威的确立，更表现为国家权威对个体公民利益的尊重和保护这一终极目标。因此，通过刑事和解的探索，也开始逐渐突破国家法垄断的坚冰，而出现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相互交融的趋势，传递着现代法治取向变化的微妙讯息。
四、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想
（一）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以及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也是刑事司法国际准则对少年司法特殊要求的具体化。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宣言）》1.4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应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根据这一精神，该《规则》18.1条(c)款规定少年司法中以补偿和赔偿作为监禁的替代措施。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之外，各国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正在逐渐扩大到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由于其犯罪的主观恶性较浅，教育、改造的难度不大，从加害恢复的角度，理应将他们确定为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应当适应这一趋势。
（二）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重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条例》的决定
（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７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对《重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条例中的“区、县（市）”修改为“区县（自治县、市）”。
二、第四条第二款修改为“市和区县（自治县、市）对外经贸、发展改革、经济、工商、税务、国土资源和房屋、公安、劳动和社会保障、海关、进出境检验检疫、金融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台湾同胞投资的管理、保护和服务工作”。
三、删去第五条。
四、删去第十六条“审批权限”和“以及地方收费”。
五、删去第三十九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重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后，重新公布。

重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条例
（１９９８年８月１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根据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７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重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鼓励台湾同胞在本市投资，保护台湾同胞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台湾同胞投资，是指台湾同胞在台湾地区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作为投资者在本市的投资。 　　
第三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应当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改善投资环境，做好台湾同胞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障工作。 　　
第四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台湾事务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职责，办理台湾同胞投资的有关事宜，做好组织、指导、协调、管理工作。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对外经贸、发展改革、经济、工商、税务、国土资源和房屋、公安、劳动和社会保障、海关、进出境检验检疫、金融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台湾同胞投资的管理、保护和服务工作。　　
第五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及其在重庆市投资兴办企业，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二章　投资范围

　　
第六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以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名义投资的，应当提供下列文件：　　
（一）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或注册登记证明；　　
（二）能够证明其法定代表人的台湾同胞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证明；　　
（三）商业资信证明材料。　　
台湾同胞投资者以个人名义投资的，应当提供下列证件：　　
（一）台湾地区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能够证明个人身份的证件；　　
（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三）资信证明。 　　
第七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以委托他人作为其投资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等内容，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第八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投资形式：　　
（一）举办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　　
（二）取得土地使用权，开发经营；　 　
（三）购买、租赁或者承包企业；　　
（四）购买企业股票、债券；　　
（五）购置房产；
（六）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投资形式。 　　
第九条　鼓励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资下列项目：　　
（一）能源、交通、城市市政公用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原材料工业项目；　　
（二）农业、林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开发和新技术、优良品种引进，以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三）环境保护项目；　　
（四）技术含量高的高新技术项目；　　
（五）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出口创汇型项目；　　
（六）对需要技术改造的国有企业嫁接改造的项目；　　
（七）三峡库区移民开发、移民安置的综合长期发展项目；　　
（八）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民族项目；　　
（九）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项目。 　　
第十条　经国务院规定的部门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以投资下列项目：　　
（一）以ＢＯＴ方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
（二）合资、合作举办超级市场、连锁店和商业零售企业；　　
（三）合资、合作举办农副产品批发、零售企业；　　
（四）台湾金融机构申请设立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　　
（五）设立信息、咨询等中介机构；　　
（六）举办医疗、体育和教育等公益事业；
（七）投资旅游事业；　　
（八）国家允许的其他投资项目。
第三章　企业设立

　　
第十一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申请设立企业，应当向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审批机关自接到全部申请文件之日起，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台湾同胞投资者自接到批准证书之日起，应当在三十日内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自接到全部申请文件之日起，应当在十五日内作出准予登记或者不准予登记的决定。 　　
第十二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经营期限由投资者自行依法确定；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的经营期限由合资、合作各方依法协商确定。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经营期限，不超过该企业的土地使用期限。 　　
第十三条　合资经营企业董事会、合作经营企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的组成人员，以及董事长、联合管理机构主管的委派，可以参照出资比例、合作章程，由合资、合作各方依法协商决定。 　　
第十四条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可以依法在境内外招收员工，并签订劳动合同。
第四章　投资待遇

　　
第十五条　台湾同胞投资，在投资领域、税收、工商登记、外汇管理和信贷、土地和房产、生产经营、物资进出口、人事劳动、矿产资源开发、开发性移民等方面，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享受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 　　
第十六条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原材料、水、电、气、货物运输、广告、劳务、通讯等服务，应当在价格或其他方面给予与本市企业相同的待遇。 　　
第十七条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在本市委托公证机关、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办理有关事务的费用以及办理各类年审、年检、体检的费用，按照本市同行业企业相同标准支付。 　　
第十八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和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可以参加同行业的评定、评比活动；做出突出成绩的，可以获得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团体颁发的荣誉称号和奖励。 　　
第十九条　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侵犯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依照法律、法规和经审查批准机关批准的合同、章程享有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合资、合作企业本市投资方的上级主管部门不得干涉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第二十条　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　　
因社会公共利益特殊需要进行征收的，需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根据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二十一条　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投资及其投资企业的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依法处理侵权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十二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据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三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不当，侵害台湾同胞投资者、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造成经济损失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请求取得有关国家机关的赔偿。
第五章　居民待遇

　　
第二十四条　在本市投资的台湾同胞和随行眷属，以及受聘于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台湾员工，需要多次往返本市的，可以申请办理多次有效的来往签注；需要在本市停留三个月以上的，应当办理暂住手续。 　　
第二十五条　在本市投资的台湾同胞和随行眷属，以及受聘于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台湾员工，已办理暂住手续的，在购买或者租赁住房、旅馆住宿、医疗、游览、交通、通讯等生活消费方面享受本市居民同等待遇。 　　
第二十六条　在本市投资的台湾同胞的子女在本市就学，依照国民教育办理，可以申请就近入中小学读书，与本市居民子女同等收费。　　
在本市投资的台湾同胞子女可以按照国家的规定报考有关高等院校。 　　
第二十七条　允许台湾同胞投资者或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在台湾同胞投资企业集中的地区，按照国家规定申请合作开办台胞子弟学校或台胞子弟班。经批准设立的台胞子弟学校或台胞子弟班接受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和指导。 　　
第二十八条　在本市投资的台湾同胞以及受聘于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台湾员工，已在台湾地区取得有效小型机动车驾驶证的，可以按有关规定在本市申请换领同类型机动车驾驶证。 　　
第二十九条　台湾同胞在台湾地区或者其他国家、地区取得有效的健康证明，经本市口岸卫生检疫机构确认合格的，可以免予健康检查，并发给验证证明。 　　
第三十条　扰乱台湾同胞投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侵害台湾同胞投资者人身安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台湾同胞投资者及其随行眷属的个人合法财产及其转让与继承，受国家法律保护。
第六章　投诉处理

　　
第三十一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在本市发生的与投资有关的纠纷，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　　
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经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申请仲裁，或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二条　设立重庆市台商投诉协调中心，负责受理台湾同胞投资者、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投诉事项，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　　
（二）明确投诉事项的处理期限；　　
（三）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处理投诉事项；　　
（四）对侵害台湾同胞投资者、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有权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对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　　
（五）对重大责任事件，提出处理建议。　　
市台商投诉协调中心的日常工作，由市台湾事务主管部门承担，有关部门应予配合。 　　
第三十三条　对台湾同胞投资者、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投诉，有关部门应在三十日内处理完毕，并回复投诉者。因特殊原因在期限内不能处理完毕的，应在期限内向投诉者书面说明原因。 　　
第三十四条　台商投诉协调中心接到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诉后，应当及时调查，依法办理。　　台商投诉协调中心对应当由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处理的投诉事项，转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并负责督促办理。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接到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诉或者接到台商投诉协调中心转交的投诉后，必须及时调查，依法处理，在三十日内将处理意见答复投诉人，并同时告知同级台商投诉协调中心。　　
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诉事项重大，或者投诉事项需由几个部门共同处理的，台商投诉协调中心可以提请人民政府处理。 　　
第三十五条　投诉事项调查处理完毕，主要责任应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承担的，由任免机关或行政监察机关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