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五十二号

　　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02年4月26日审议通过的《深圳市涉案物品价格鉴证条例》业经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02年7月25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〇〇二年八月十六日


深圳市涉案物品价格鉴证条例

（2002年4月26日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2002年7月25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涉案物品价格鉴证行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证行政执法和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深圳市的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深圳市进行涉案物品价格鉴证（以下简称价格鉴证）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涉案物品，是指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以下简称委托机关）在办理刑事、行政案件中涉及的下列物品：
　　（一）赃物；
　　（二）罚没物；
　　（三）查封、扣押、追缴物；
　　（四）其他涉案物品。
　　本条例所称的价格鉴证，是指价格鉴证机构接受委托机关的委托，对价格不明或者价格难以确定的涉案物品，进行价格鉴定和认证的行为。
　　第四条 价格鉴证应当遵循合法、客观、科学、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 市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主管部门）对价格鉴证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和指导。
　　第六条 价格鉴证机构的办公及鉴证费用由财政全额核拨，涉案物品的价格鉴证不得收取鉴证费。
第二章 价格鉴证机构和鉴证人
　　第七条 委托机关在办理刑事、行政案件中需要确认涉案物品价格的，应当进行价格鉴证。
　　第八条 价格鉴证工作，由市、区政府批准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负责，其他机构和个人不得从事价格鉴证工作，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价格鉴证人依法独立进行价格鉴证。
　　委托机关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对价格鉴证人的鉴证活动进行干预。
　　第十条 价格鉴证人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价格鉴证执业资格，并依法注册，方可在价格鉴证机构从事价格鉴证工作。
　　第十一条 价格鉴证机构从事业务时，可以向委托机关查阅进行价格鉴证所需要的文件和资料，进行现场勘察，要求委托机关提供必要的协助。
　　第十二条 价格鉴证人在价格鉴证工作中，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执业规则和职业道德，保障价格鉴证结果的客观、公正、及时。
　　第十三条 价格鉴证人应当依法履行保密义务。
第三章 价格鉴证依据与程序
　　第十四条 价格鉴证机构和价格鉴证人，应当根据下列规定确定涉案物品在价格鉴证基准日的合理价格：
　　（一）实行国家定价的，按国家定价认证；
　　（二）实行国家指导价的，以规定的中准价为基础，参照市场价格水平计算，其价格水平应当在国家规定范围内；
　　（三）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比照市场中等价格计算，合理的价格水平应当不低于在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或者经销企业的进货成本，不超过一般的利润率或者进销差率，接近该商品的行业生产平均成本加社会平均利润。
　　第十五条 价格鉴证基准日，一般应当为案件发生日，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六条 价格鉴证机构对委托鉴证的文物、邮票、字画、金银珠宝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应当先送有关专业单位作出技术、质量鉴定，根据其鉴定结果，进行价格鉴证。
　　第十七条 下列物品不予价格鉴证：
　　（一）毒品、淫秽物品、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违禁品；
　　（二）馆藏三级以上珍贵文物；
　　（三）国家规定的重点保护动植物及其制品；
　　（四）国家规定的其他不需要进行价格鉴证的物品。
　　第十八条 委托机关委托价格鉴证机构进行价格鉴证，应当提交书面委托书，并提供涉案物品及价格鉴证所需资料。
　　第十九条 委托书内容应当真实、合法。
　　委托书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委托机关；
　　（二）委托目的和要求；
　　（三）涉案物品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等；
　　（四）案件发生时间和价格鉴证基准日；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二十条 价格鉴证机构应当对委托书进行审查，属于价格鉴证范围的，应当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一条 对同一委托事项，必须由两名以上价格鉴证人进行价格鉴证。
　　第二十二条 被指定的价格鉴证人与案件当事人或者鉴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鉴证结论公正的，应当回避。
　　委托机关认为有前款情形的，可以要求鉴证人回避。是否回避，由价格鉴证机构负责人决定。价格鉴证机构负责人作为鉴证人的，是否回避，由其主管部门决定。
　　案件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要求鉴证人回避的，可以向委托机关提出。
　　第二十三条 价格鉴证人应当根据价格鉴证的需要，查验物品，进行市场调查，收集有关的证据材料，及时作出鉴证结论。
第四章 价格鉴证结论与复核鉴证
　　第二十四条 价格鉴证机构应当自接受价格鉴证委托之日起五日内向委托机关提交价格鉴证结论书，价格鉴证机构与委托机关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 价格鉴证结论书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价格鉴证物品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等；
　　（二）价格鉴证依据；
　　（三）价格鉴证方法和主要过程；
　　（四）价格鉴证结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和材料。
　　价格鉴证结论书应当由价格鉴证人签名，价格鉴证机构加盖公章。
　　第二十六条 价格鉴证结论所确认的涉案物品的价格，可以作为该涉案物品拍卖的保留价。
　　第二十七条 委托机关对价格鉴证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价格鉴证结论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复核鉴证。案件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对价格鉴证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原委托机关提出进行复核鉴证的申请，并说明理由和依据。委托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如果认为不需要进行复核鉴证的，应当给予申请人书面答复。
　　复核鉴证包括由原价格鉴证机构进行的重新鉴证和上一级政府批准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作出的复核裁定。
　　第二十八条 委托机关提出复核鉴证委托时，应当提交委托书，并说明理由和依据。
　　第二十九条 价格鉴证机构进行重新鉴证，应当自接受重新鉴证委托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委托机关提交鉴证结论，价格鉴证机构与委托机关另有约定的除外。
　　价格鉴证机构进行重新鉴证，应当指定原鉴证人以外的两名以上的鉴证人进行。
　　第三十条 复核裁定机构受理复核裁定委托后，应当通知原价格鉴证机构。
　　复核裁定机构应当自受理委托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委托机关提交复核裁定结论书，复核裁定机构和委托机关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 复核裁定结论书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接受复核裁定委托的理由；
　　（二）复核裁定依据；
　　（三）复核裁定方法和主要过程；
　　（四）复核裁定结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和材料。
　　复核裁定结论书应当在交付委托机关的同时，送原价格鉴证机构。
　　第三十二条 原鉴证结论与复核鉴证结论相抵触的无效。
　　第三十三条 上级政府批准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已经作出鉴证结论的，不再受理复核裁定委托。
　　第三十四条 价格鉴证机构发现其出具的价格鉴证结论或者复核裁定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撤销或者改正，并书面通知委托机关。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市、区政府批准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和未取得价格鉴证执业资格的人员从事价格鉴证的，由主管部门没收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价格鉴证人未依法履行保密义务的，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 价格鉴证机构违法出具虚假鉴证结论的，其价格鉴证结论无效。主管部门根据情节对机构负责人予以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价格鉴证机构应当予以赔偿。
　　对作出虚假鉴证结论的直接责任人员，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行政处分，并可以建议上级主管机关注销其价格鉴证执业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委托机关提供虚假情况和资料或者委托不具备价格鉴证资格的机构进行价格鉴证的，其鉴证结论无效。造成不良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委托机关应当予以赔偿。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内容摘要】司法实践中对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组织”行为认定存在一定的分歧,该行为应当是犯罪集团或团伙为了实现牟利及其它特定目的,有分工有协作地领导、策划、指挥以及帮助他人非法偷越国(边)境的行为,或者是帮助“蛇头”拉拢、引诱、介绍偷越者的行为,对于社会危害性不大的一般帮助行为,不宜归入此列。


　　一、基本案情

　　2010年8月26日,被告人陆某打电话给被告人阮某(越南人),叫其找一些越南人来中国务工。次日上午,阮某从越南境内带着16名无合法入境证件的越南籍民工经由某市中越边界的便道进入中国境内,随后由陆某带领前往该市区某工地,途中被公安人员当场查获。

　　二、分歧及争议焦点

　　(一)第一种意见

　　陆某、阮某二人的行为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本案中,被告人陆某和阮某相互通谋,以介绍工作为由,经过多方动员和广泛宣传,拉拢、引诱、介绍多名越南人,并领导、策划、指挥这些越南人在无合法入境证件、未经边境检查的情况下从便道偷越我国边境进入我国境内,从中获取所谓的“中介费”。非法入境的越南人不仅非法占用我国的就业机会,而且由于没有经过我国有关政府部门的登记,相关部门无法对其进行管理,必将为社会治安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陆某、阮某二人的行为违反了我国的出入境管理规定,妨害了国(边)境管理秩序,具有巨大的社会危险性,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二)第二种意见

　　陆某、阮某的行为不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首先,陆某、阮某的行为只是介绍务工,从中获取中介费,而非帮助他人偷渡牟利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行为。其次,越南边民入境务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被告人的行为只是违反国(边)境管理制度的一般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再次,本罪的主要目的是打击“蛇头”即组织者,如果对本案中的两被告人入罪,则要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这样的刑期对于他们轻微的社会危害性而言无疑是过重的,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因此不应以犯罪论处。

　　(三)争议焦点

　　经过对两种不同意见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本案中两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以及两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具有应受刑法处罚的社会危害性,是认定本案是否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关键。

　　三、评析意见

　　(一)对“组织”行为的学理解释

　　法学理论界对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概念,存在着三种不同意见,对主要分歧就是对“组织”一词的理解。第一种观点用“非法组织”解释“组织”一词,不但犯了同义反复定义的逻辑错误,对司法实务中的判断也没有任何帮助。第二种观点采用列举法对“组织”一词进行说明,即鼓动、策划、拉拢、联络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为偷越国(边)境制定计划,确定偷渡地点、人员、方式的行为。此解释虽然对实务判断具有实际意义,但由于列举法本身的局限,不能穷尽所有“组织”行为,不能将“组织”一词的内涵全面揭示出来,从而有失片面。第三种观点采用列举式与概括式相结合的定义方法对“组织”一词进行了解释,即采取鼓动、策划、拉拢、联络他人等方式偷越国(边)境或者为偷越国(边)境制定计划,确定偷越时间、地点、人员、方式等的行为。这一解释弥补了第二种观点的不足,清楚、完整地揭示了“组织”一词的内涵,相对准确、合理。

　　(二)司法实践中对“组织”行为认定的分歧

　　学理上对“组织”行为的解释并不难理解,但在实践中要判断一行为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该受本罪处罚的“组织”行为,仍存在以下几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1.日常的询问、联络与本罪中所指的“鼓动、拉拢、联络”是否有区别,达到何种程度、或有何具体表现的行为才能认定为本罪中“鼓动、拉拢、联络”?本案中,阮某召集越南务工人员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打电话委托他人帮忙找人,二是见到认识的人就问对方是否想去中国修路。除外,还有6个人是听到消息之后自己找到阮某要求一起去中国打工,前后不过一天时间。这种行为能否直接认定为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呢?持非罪意见的观点则认为,阮某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介绍一个工作的机会,并没有刻意夸大、欺骗以拉拢、引诱他人偷越国境,而且阮某是针对有到中国务工意愿的人员公开进行询问,并不是对无务工意愿的人员进行引诱、拉拢的秘密行为。这只是一个在边境地区日常的联络行为。

　　2.如果偷越国(边)境者不需要别人提供任何帮助便能够完全独立地完成非法入境行为,在此情形下“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是否仍然成立?众所周知,由于边境小路错综复杂,不可能做到每条小路都有边防检查人员把守。边境管理区内的边民不经过任何边检手续直接从便道越境相互往来、通婚、从事贸易等活动已经成为当地的习惯,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类行为也认为是情节显著轻微,不作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行为处理。本案中如果阮某等17名越南人相约在中国的某一地方汇合,由各自在不同时间通过不同小道到达在中国的汇合地,是否能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而本案中的真实情况与上述假设并无本质区别,即阮某一行人虽然是一群人同时通过同一小道非法入境,但入境的过程完全是由每个人独立完成。再举一个例子,中越边民相互通婚是法律允许并且在实践中是常有的事,如果两地边民在中国举办婚礼,受邀请的越南亲朋好友相约一起赴宴,以不经过任何边检手续直接从便道越境的方式进入我国境内,这一行为与本案是没有区别的,难道对婚礼邀请者也要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论处?实际上,当地边民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通关手续进入中国,只是图省事而抄小道进来,这样的行为对边境管理制度的妨害以及社会危害性都不大,如果对这类行为都入罪的话,刑法的打击面是否过大?

　　3.不是基于帮助他人偷越国(边)境获取利益而是基于介绍工作获取中介费的行为是否能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一般来说,偷越国(边)境的组织者具有通过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而牟利的目的,但是本案中的陆某和阮某只是希望通过介绍越南务工人员到中国务工得到合理的中介费,并不是基于帮助越南务工人员偷越国(边)境而获得非法利益,两者的性质有本质的区别。在这样的目的支配下的行为,性质能否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

　　4.将社会危害性不大甚至对边境地区经济建设有一定促进作用的集中越境行为,认定为“组织偷越国(边)境罪”而科以重刑,社会效果是否欠佳?例如,广西崇左市辖区内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或不愿干粗重活,越南务工人员填补了当地劳动力的空缺,保证了该市农业以及其他产业的顺利发展。目前,崇左市不少地方的农民或农业承包经营者雇佣越南劳动力种砍甘蔗,边境贸易点存在大量的越南搬运工,还有许多越南工匠从事木料加工、建筑等工作,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越南边民通过边境小道非法入境进来的。虽然这些越南务工人员违反边境管理制度非法入境,但其中大部分人能够遵纪守法,靠诚实劳动获取报酬,只要国内有关部门监管得当,不但没有社会危害性,还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如果对这样的非法入境务工行为打击面过广,将在一定程度上对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影响,带来一定的负面社会效果。

　　(三)“组织”行为认定的标准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何种行为才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进行全面梳理,以便在罪与非罪的问题上作出正确的判断。

　　1.属于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组织”行为。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02年《解释》”)规定:“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在首要分子指挥下,实施拉拢、引诱、介绍他人偷越国(边)境等行为的,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规定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从这一规定上看本罪中的“组织”行为应当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这是司法实践中最为典型的“组织”行为;第二个层次是实施第一个层次的行为之外的其他人员,在首要分子指挥下实施的拉拢、引诱、介绍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该解释对“组织”行为范围进行了限定,“领导、策划、指挥”是关键,一般表现为煽动、串连、策划、联络他人偷越国(边)境以及为他人偷越国(边)境进行准备、制造条件的行为。 例如出谋划策、拟定具体行动计划、确定时间、路线、指示地点、安排交通运输工具等。实践中实施者通常运用夸大、欺骗、游说等手段使他人产生要非法入境的想法,或者产生接受组织者的安排实现非法入境的目的;整个实施过程有预谋、有组织、有分工。

　　2.“组织”的内容是非法偷越国(边)境。也就是说组织者实施的是如何使不符合出入境条件的人能够非法出入国(边)境的行为,而偷越者成功出入境后做什么在所不问。一般而言,被组织者凭自己的力量不能实现偷越行为,因此愿意花大价钱听从组织者的安排,在他们的帮助下达到偷越国(边)境的目的。组织者通常形成专业造假流水线,给被组织者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在设关处越境,或者带领被组织者在不设关处秘密越境,甚至为躲避风险带领被组织者不按常规路线而是刻意绕远道等方式实现偷越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