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倡导与研究

作者：郭小锋、李旺城

【内容摘要】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是在评价西方刑事和解制度、反思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具体涵义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在检察官主持下，通过加害人向被害人认罪悔过，征求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由检察院做出相对不起诉决定。这样，既体现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理念，又体现出不起诉制度的司法特点，对于保护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刑事和解不诉 被害人 加害人


寻求被害人、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向保护是当代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支点。应运而倡导的刑事和解不诉制度则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重保护功能，不但有助于加害人的矫正与回归社会，而且也有助于平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最大限度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和谐性。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缘起
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刑事法学的伟大创举，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的一次“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当时，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缓刑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被判处破坏艺术作品犯罪的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其后，法官责令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1]。数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以履行法院判决。基秦拿县这种尝试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随后，加拿大其他地区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1978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市首次将“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引入美国。自此，该和解方案迅速传遍了整个美国和欧洲[2]。到目前为止，世界已拥有1200多个“被害人—加害人”和解项目，其中美国和欧洲占75%。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
刑事和解，也称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对话、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或者恢复正义会商，是指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受过训练的社会志愿者）使被害人与加害人面对面交谈，共同协商解决刑事纠纷[3]。在交谈过程中，被害人和加害人可以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各自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双方情感等方面内容。经过全面、畅通的交谈，他们可以选择彼此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这样，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的双重机会。
（三）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美国著名的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计划：一个实践和理论构架的考察》一文中提出刑事和解制度的三个理论框架，分别是“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与“叙说理论”[4]。
1、恢复正义理论（Restorative Justice theory）
恢复正义理论通常被作为“当个人违反法律规定，涉嫌违法犯罪之时，由国家通过司法程序按照系统的法律规则来决定犯罪行为人责任并对其施加痛苦”的“报应正义”的对应概念加以研究。恢复正义理论则强调：一是犯罪不仅是对法律规范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犯罪人自己的伤害；二是刑事司法程序应当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和恢复；三是反对政府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力独占，认为政府对犯罪行为人简单的处罚并不比授权被害人直接介入刑事司法程序以寻求冲突的解决更为重要。因而，从恢复正义理论角度出发，当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恢复正义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使得社会恢复和谐[5]。
2、平衡理论（equity theory）
平衡理论是建立在被害人对何为公平、何为正义合理期待的基础之上。当原有的平等和公正规则被打破时，被害人倾向于选择一种最为简单的方式来恢复他们所期待的平衡。至于选择何种方式，取决于该方式的功能和行为人对其的预期成本（包括心理成本、时间成本），因为被害人在选择方式的时候总会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尽管这种考虑有时候是瞬间的，但是被害人选择的通常是成本最低、最适合的方式。因此，平衡理论认为，如果一种平衡恢复方式成本越低，被害人选择该方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果社会规范允许宗族会议、老人会或其他的和解方式，被害人选择这种方式的机率就非常大。例如农村存在大量刑事案件私了的情况[6]。
3、叙说理论（narrative theory）
叙说理论被视为被害人叙说伤害的过程，源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中的“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7]。在这种理论模式下，加害人的角色主要是聆听被害人的叙说与控诉，以及与被害人一起分析犯罪故事的情节、人物和主题来实现对故事的共同重构。该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故事内容的本身，而在于叙说的过程和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共鸣[8]。
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提出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是在解读西方刑事和解制度、反思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既体现西为中用，又具有中国特色。其内涵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在检察官主持下，通过加害人向被害人认罪悔过，征求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由检察院做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一）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提出的原因
1、被害人权益立体保护的缺乏
回顾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热点问题基本上是围绕如何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人员权益（如沉默权、防御权、生育权等）而展开的。诉讼改革重心的偏移影响了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
一是被害人刑事诉权的口惠不实。刑诉法规定，被害人享有辩护权、请求抗诉权、对不起诉案件的申诉权和起诉权以及其他多项诉讼权能。从应然角度看，被害人的刑事诉讼权利设置较为全面和客观。但是，从实然角度看，法律赋予被害人的这些诉权因设置的非科学性而行使较为困难。例如，被害人在对不起诉案件行使申诉权和起诉权时，发现受案检察机关在做出不起诉决定之前已征求上级检察机关的意见。如若被害人再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实则毫无意义。而当被害人转向行使起诉权时，检察机关并不提供有关案件材料，由被害人自行收集证据、出庭举证，其难度显而易见。另外，被害人请求抗诉权的行使，须由检察机关决定，实践证明，检察机关因被害人请求而提请抗诉的近乎为零。
二是被害人民事赔偿请求权的失落。尽管法律规定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民事赔偿请求权，但多数情况下被害人得到的却是法院以判决书形式打的“欠条”，无法使其摆脱因加害人犯罪造成的生活困境。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数据另表明，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相当一部分轻微刑事案件采取公诉方式进行处理，被害人民事赔偿请求权难以实现；而采取和解不起诉或撤案方式处理，被害人民事赔偿请求权则基本实现。
三是被害人精神抚慰权的忽视。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显然不利于安抚被害人内心的创伤。而台湾刑事诉讼法则灵活规定为“依民法之规定”，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另外，司法人员往往容易忽视、甚至漠视被害人内心的感受[9]，不能提供一个被害人诉说（叙说）和发泄的平台，可能导致被害人精神过分压抑以寻求报复得以解脱，最终走向犯罪。
2、轻微刑事罪犯监禁效果不佳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一种以监禁刑为主导的刑罚体制，认为只有监禁犯罪分子，使其身体受到折磨，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不可否认，实践中有因害怕监禁所带来的痛苦而放弃再犯的成功范例。但是，监禁刑究竟给刑事罪犯，尤其是轻微刑事罪犯，带来何种效果，则很少研究，即便研究也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2004年3月份，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10]。其结果与使用监禁刑本意相违背。（现节选海淀院部分问卷内容）

以上两组数据反映，短期服刑人员因羁押很可能造成“交叉感染”，相互传染恶习，不利于服刑人员的矫正。


该项调查显示，轻微刑事罪犯因短期监禁产生回归社会的各种顾虑，也容易导致再犯。

该组数据直接表明，轻微刑事罪犯监禁的效果是累犯数增多，与上述两项调查结论相互吻合。正如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中所述：拘留造成了累犯。蹲过监狱的人比以前更有可能重入监狱。从中央监狱出去的人有38%被再次判刑，有33%被送上囚犯船。……监狱非但没有放出改造好的人，反而把大批危险的过失犯散布到居民中，他们是散布在社会的犯罪或腐化根源；监狱必然制造过失犯。……在这种环境中，过失犯称兄道弟，讲究义气，论资排辈，形成等级，随时准备支援和教唆任何未来的犯罪行动；获释犯人的处境必然使他们成为累犯。他们离开监狱时持有一份证件，无论到哪里都要出示它。上面写着他们的服刑判决。他们难以找到工作，只得过流浪生活，这是造成累犯的最常见因素[11]。
（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提出的切合点
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研究，在我国已掀起一股热潮，统一口径认为，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改变当前我国刑事司法中被害人的从属诉讼地位，同时，也有助于加害人矫正与回归社会。但是，对于刑事和解制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研究不够，大多数研究成果仅侧重于研究某一类案件应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轻伤害案件、交通肇事案件以及刑事自诉案件等方面。至于该制度践行于诉讼何阶段以及与刑诉法如何结合等问题，则论及少之又少。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化应选择“以审查起诉程序为平台、不起诉制度为载体”构建模式。其理由为：
一是刑事自诉和解已为法律所承认，故不存在刑事和解制度中国化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
二是选择审查起诉阶段进行和解具有明显优势。首先，审查起诉阶段已将犯罪事实查清，其原因、后果、责任等泾渭分明，只要符合和解案件范围规定，进行和解有依据，有基础。其次，侦查阶段犯罪事实尚未查清，有待确认，且公安机关不具有犯罪的刑罚处置职能，当事人“和解”后公安机关撤案，没有现实的法律依据；审判阶段，对公诉案件而言，是一个“不告不理，有告必理”的阶段，既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就不应当和解，势必影响国家公诉权的严肃性，退一步讲，即便可以和解，时机已不如审查起诉阶段；执行阶段，法院已做出了确定、不可改变的判决，和解对加害人没有任何意义[12]。最后，检察机关系法律监督机关，具有监督刑事和解制度运行的宪法职权。
三是刑事和解制度与相对不起诉制度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刑事和解（微罪）目的在于加害人积极赔偿损失后获得被害人谅解，重新回归社会，也即相对不起诉。因而，二者之间具有外在的统一性。这样，只要在法律上做出补充性规定或司法解释中进一步明确具体规则，即可实行。
三、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现实意义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采取的是一种寓刑事和解制度、相对不起诉制度为一体的全新执法理念和执法方式，必将对法治社会产生深远的意义。
（一）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和谐”是指配合得适当的匀称[13]。其相对含义是“不配合、不适当和不匀称”，也即“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冲突可以被视为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挑战，那么防范和协调冲突则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之义。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作为解决刑事冲突的有效方式之一，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条新的实践思路。我们知道，刑事冲突或犯罪往往对正常、平静、和谐的社会关系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与破坏，也即通常所说的犯罪客体。这时，和谐社会的核心需求就是要将被冲突或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则顺应了这一需求，其根本任务是使得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得以恢复，而且是一种内在的恢复，有别于以往那种“打击求和谐”的表象恢复。后者是在被害人、加害人与社会利益同等减损情况下的一种简单恢复，而前者则是一种积极、全面的恢复：对被害人而言，修复物质的损害、治疗受伤的心理，使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恢复旧有的平衡；对加害人而言，向被害人、社会承认过错并承担责任，在确保社会安全价值的前提下交出不当利益从而恢复过去的平衡；对社会而言，受到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共同修复，从而恢复了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平衡[14]。
中国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


（水口水电项目）
（签订日期１９８７年１月１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称“借款人”）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以下称“银行”）于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签订本协定。
　　鉴于（Ａ）借款人确信本协定附件二中所述的本项目的可行性及重要性，要求银行对本项目提供资助；
　　（Ｂ）本项目将在借款人的帮助下由福建省电力局（以下称福建电力局）执行。作为这种帮助的一部分，借款人将使福建电力局得到本协定所提供的贷款。
　　鉴于银行同意，特别是以上文为基础，按照本协定以及银行与福建电力局在同日签订的项目协定所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提供本贷款；
　　本协定的缔约双方现协定如下：

　　第一条　通则和定义
　　１．０１节　银行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实施的《贷款及担保协定通则》（简称《通则》），除了删去其３．０２节中最后一句以外，是组成本协定整体的一个部分。
　　１．０２节　本协定中所使用的词汇，除上下文另有要求者外，其含义与《通则》中所作的解释相同。下列新用的词汇，则具有以下词义：
　　（ａ）“项目协定”，系指在本协定签订的同日，银行与福建电力局之间签订的协定，该协定同样可以随时修改。此词义也包括项目协定的所有附件和补充协议在内；
　　（ｂ）“转贷协定”，系指借款人和福建电力局按照本协定３．０１节（ｂ）款所签署的协定。该协定同样可以随时修改。此词义也包括转贷协定的所有附件在内；
　　（ｃ）“福建电力局”，系指按照其章程建立并开展业务的福建省电力局，它是借款人的一个国营企业；
　　（ｄ）“章程”，系指由水利电力部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六日颁布的《福建电力局章程》；
　　（ｅ）“水电部”，系指借款人的水利电力部及其任何继承者；
　　（ｆ）“专用帐户”，系指本协定２．０２节（ｂ）款中所指的帐户；
　　（ｇ）“华东电管局”，系指隶属于水电部的“华东电业管理局”。

　　第二条　贷款
　　２．０１节　银行同意按照本贷款协定所规定和提及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提供以多种货币计算的总额相当于一亿四千万美元（＄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的贷款。
　　２．０２节　（ａ）本项贷款金额可根据本协定《附件一》的规定，从《贷款帐户》中提款，用以支付已发生的（如经银行同意，亦可用于支付将发生的）本协定《附件二》中所述本项目所需的、应从本贷款资金支付的商品和服务的合理价款。《附件一》经借款人与银行协商同意，可以随时修改。
　　（ｂ）为实现本项目的目的，借款人应按银行满意的条款和条件，在银行开立并保持美元的专用帐户，该专用户中款项的存入和支付均应符合本协定《附件五》的规定。
　　２．０３节　本项目的截止日期为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银行另定的更晚的日期。由银行确定的更晚的日期，应及时通知借款人。
　　２．０４节　借款人对尚未提取的贷款本金应按百分之零点七五（０．７５％）的年率，按时向银行交纳承诺费。
　　２．０５节　（ａ）对于已提取而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应按每一个“利息期”的年利率及时交付利息。此项年利率为０．５％加上该利息期开始前刚结束的上一个“半年期”的核定借入款费用。
　　（ｂ）银行根据实际可能，在每一个半年期终了后，及时将本半年期的“核定借入款费用”通知借款人。
　　（ｃ）在本节中使用的词汇：
　　（ｉ）“利息期”，系指本协定第２．０６节中规定的每一日期开始的六个月时期，包括本协定签订之日在内的“利息期”。
　　（ｉｉ）“核定借入款费用”，系指银行于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以后已提取而未清偿借入款的费用，由银行以合理确定的年利率表示之。
　　（ｉｉｉ）“半年期”，系指日历年度的前六个月或后六个月。
　　２．０６节　利息和其他费用须每半年交付一次，交付日期为每年的三月十五日和九月十五日。
　　２．０７节　借款人应按本协定附件三中规定的分期还款表偿还贷款的本金。
　　２．０８节　福建电力局被借款人指定为执行本项目的代表，以采取本协定２．０２节及《通则》第五条的规定中所需要的或允许的各种行动。

　　第三条　项目的执行
　　３．０１节　（ａ）借款人对实现本协定附件２中所述的本项目的各个目标作出承诺，为此：
　　除了对履行本贷款协定中所规定的任何其他义务不应受任何限制的约束外，借款人还应使福建电力局履行《项目协定》中所规定的全部义务，应采取或促使采取必要的或适当的一切行动，包括提供资金、设施、服务和其他资源，使福建电力局能履行这些义务，不应进行或不允许进行任何妨碍或干涉履行这些责任的活动。
　　（ｂ）借款人应依据借款人和福建电力局之间将签订的转贷协定，把本贷款资金按照银行认可的条款和条件转贷给福建电力局。
　　（ｉ）该笔贷款资金将于二十年内还清，包括五年的宽限期，年利率为８．５％；
　　（ｉｉ）承诺费和转贷贷款偿还的外汇风险（美元与借款人的货币之间）应由福建电力局承担。
　　（ｃ）借款人应根据转贷协定行使其权力，以保护借款人和银行的利益，实现贷款的目的。除非银行另行同意，借款人不得转让、修正、取消或放弃本转贷协定，以致影响上述（ｂ）段条款的执行。
　　３．０２节　除非银行另行同意，凡本项目所需的、由本贷款资金支付的货物、工程的采购和咨询服务均应按照本协定附件四的规定办理。
　　３．０３节　银行和借款人因此同意：《通则》第９．０４节、９．０５节、９．０６节、９．０７节、９．０８节和９．０９节中所规定的义务（关于保险、货物和服务的使用、计划和进度表，记录和报告、维修和土地征购等），应由福建电力局按照《项目协定》的２．０３节执行。
　　３．０４节　借款人应当，（１）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水口库区的永久铁路改线工程能以合理的工程惯例进行，并且在时间上满足水口水电站项目建设的要求；（２）应根据银行的合理要求，随时向银行提供铁路改线工程的情况。
　　３．０５节　为了有助于项目Ａ．６部分的实施，借款人应执行或促使执行项目淹没地区和受影响区域的移民规划，该移民规划应为银行所接受。

　　第四条　其他约文
　　４．０１节　借款人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福建电力局达成并实施《项目协定》第４．０５节所涉及的若干协议，特别包括促使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和华东电管局达成并实施与之有关的相应协定。

　　第五条　银行的补救措施
　　５．０１节　根据《通则》第６．０２节（Ｋ）款规定，补充规定以下事项：
　　（ａ）福建电力局未能履行《项目协定》中规定由它承担的各项义务；
　　（ｂ）由于在贷款协定签订之后发生的事件出现的特殊情况，致使福建电力局不可能履行《项目协定》中对它规定的义务；
　　（ｃ）由于修改、中止、取消、废除或放弃章程而使福建电力局履行《项目协定》的义务的能力产生实质性的不利的影响；
　　（ｄ）借款人或其他权力机构采取解散或撤销福建电力局、或者中断其业务活动的行动。
　　５．０２节　根据《通则》７．０１节（ｈ）款，补充规定以下事项：
　　（ａ）发生本协定５．０１节（ａ）款中规定的情况，并且在银行向借款人发出通知后的六十天内继续存在；
　　（ｂ）发生本协定５．０１节（ｃ）、（ｄ）款中所述的情况。

　　第六条　生效日期；终止
　　６．０１节　在《通则》第１２．０１节（ｃ）款的含义范围内，规定下列情况作为本贷款协定生效的附加条件：
　　（ａ）借款人和福建电力局已经签订转贷协定；
　　（ｂ）借款人的国务院已批准本贷款协定。
　　６．０２节　在《通则》１２．０２节（ｃ）款中的含义范围内所规定的下列增加事项，包括在向银行提供的法律意见或法律意见书内：
　　（ａ）项目协定已得到福建电力局的正式批准或核准，从而使其条款对福建电力局产生法律约束力。
　　（ｂ）转贷协定已由借款人和福建电力局双方正式批准或核准，从而使其条款对借款人和福建电力局双方都产生法律约束力。
　　６．０３节　本协定签字后的九十天作为《通则》第１２．０４节中所要求的日期。

　　第七条　借款人的代表；地址
　　７．０１节　根据《通则》第１１．０３节的要求，借款人的财政部长被指派为借款人的代表。
　　７．０２节　根据《通则》第１１．０１节的要求，确定以下地址：
　　借款人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三里河　　　　　　　　　　财政部
　　电报地址：　　　　　　　　　　　电传号码
　　ＦＩＮＡＮＭＩＭ　　　　　　　　２２４８６　ＭＦＰＲＣ　Ｃ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银行方面：
　　美利坚合众国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２０４３３
　　西北区１８１８Ｈ街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电报挂号　　　　　　　　　　　　电传号码：
　　ＩＮＴＢＡＦＲＡＤ　　　　　　　４４００９８　（ＩＴ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２４８４２３　（ＲＣＡ）或
　　　　　　　　　　　　　　　　　　６４１４５　（ＷＵＩ）
　　本协定的缔约双方，通过其各自正式授权的代表，于前述日期，在美利坚合众国哥伦比亚特区，就本协定以各自的名义予以签署，以昭信守。
　　注：附件一、二、三、四、五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受权代表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代理副行长
　　　韩　　叙　　　　　　　　　　司特伯特斯·Ｍ·Ｌ·万德米尔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