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问题，学界众说纷纭。纵观学者提出的理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权利能力消灭说。这一学说又可以分为完全终止说、绝对终止和相对终止说。二是权利能力存在说，该说认为宣告死亡的法律“效力限于以其原住所地为中心的区域。若受宣告人并未死亡，而在其他地区生存，那么，其在该他地区不但仍然具有权利能力，而且其民事活动也不受影响。”
　　完全终止说即通说认为，自然人宣告死亡应发生与自然死亡相同的法律效力， 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终止。我国台湾学者也一般认为，宣告死亡虽然非自然死亡，但应视同自然死亡，即具有使自然人消灭权利能力的效果。这一观点为本书所赞成。 但是，宣告死亡只是对失踪人是否死亡所作的一种推定，实际上失踪人有可能并未死亡.有学者认为，“被宣告死亡的失踪人多数情况下确已死亡，被宣告死亡而实际并未死亡者极少。” 当然，笔者也认为在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被宣告死亡人实际上已经死亡是一种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强调宣告死亡的完全不同于自然死亡（不能导致失踪人权利能力的消灭），实质上是站在失踪人利益保护的角度，将被宣告死亡的人的‘重新出现’作为一种 ‘常态’即可能性极大的事实来予以对待。” 笔者认为一项民事法律制度的设计应该尽可能兼顾利害关系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宣告死亡的目的只是重点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也就是并不否认应兼顾失踪人的利益。如果认为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终止，那么就会导致与失踪人在其实际生存的地方所从事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的相对人,很可能以失踪人已是被宣告死亡人为由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从而损害失踪人的利益。有人也许会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失踪人自己及相对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宣告死亡以溯及地恢复其民事权利能力。但是我们知道，某些失踪人由于出于种种原因如婚姻失败、家庭不幸等不愿向法院申请撤销宣告死亡，此即导致了失踪人生存地与失踪人有关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不稳定，即有可能损害失踪人的利益，也有可能损害相对人的利益。因此，只要存在损害法律关系中某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法律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就有修正的必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被宣告死亡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可以分为绝对终止和相对终止。绝对终止是指在宣告某公民死亡时，该公民就已经死亡，即自然死亡在前，宣告死亡在后，在这种情况下，被宣告死亡的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绝对终止。相对终止是指被宣告死亡公民原住所地（宣告死亡地）为中心的区域的权利能力终止，而在他生存的区域（生存地）仍然有权利能力。 这种观点的提出试图在理论上对宣告死亡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解释，这一点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如果理论上能够把某一问题在实际情况中的现象一一解释清楚，这应该是理论研究的所要达到的周圆性，也是众多学者梦寐以求的。但是实际情况纷繁芜杂，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问题和新情况层出不穷，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因此想达到理论的周圆性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如果说绝对终止的观点还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相对终止的观点则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所谓‘失踪人原住所或居所为中心’之表达，根本不具有确切的含义。何谓‘中心’？倘失踪人于失踪前在距其原住所万里之遥的地方实施了法律行为，是否仍为‘中心’之所及？很显然，宣告死亡的效力及于其失踪前所涉之一切法律关系，其并无范围之任何限制。而所谓‘原住所为中心’之外的‘范围’，在被宣告死亡的人生还事实出现之前，纯属虚构”。 因此，这种观点也未必能充分地解释实践的各种情况。
　　权利能力存在说认为宣告死亡仅发生与自然死亡相似而不相同的法律效果。 有学者对此提出在宣告死亡而且实际上已经自然死亡的情况下，在理论上会出现一个悖论，即实际死亡的人如何还能拥有民事权利能力呢？此种认识颇有理论至上的色彩。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也为实践中服务。制度的设计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反之，如果实践中不可能出现问题的，则设计解决该问题的制度则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只是在理论上为完善理论具有一定意义，但其只是空想而已。赋予自然人以民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目的在于保护、限制自然人及其利害关系人通过其民事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在失踪人被宣告死亡且实际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虽会出现理论的悖论，但在实际中却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因为一个实际已经死亡的自然人是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获得利益、侵害他人利益以及被其他人侵害自己的利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既可以兼顾保护在失踪人被宣告死亡但实际并未死亡情况下失踪人自己和其生存地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同时也不会违背宣告死亡制度的根本目的；而且也可以充分解释为何《民法通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以及最高法院在《民通意见》第36条第二款规定：“被宣告死亡和自然死亡的时间不一致的，被宣告死亡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仍然有效，但自然死亡前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与被宣告死亡引起的法律后果相抵触的，则以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准”。

　　北安市人民法院—刘宇
浙江省温州市人大常委会


温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

（1998年8月21日温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2003年7月30日温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一次修订 2009年12月30日温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第一条　为了使温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以下简称主任会议)的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主任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组成。

第三条　主任会议由主任召集和主持，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召集和主持会议。

第四条　主任会议每月至少举行一次，必要时可以临时召集。

主任会议须有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

第五条　主任会议讨论、决定问题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主任会议的决定，必须由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同意。

第六条　主任会议处理市人大常委会下列重要的日常工作：

（一）研究提出市人大常委会向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草案和召开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有关准备事项的建议，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二）讨论和决定市人大常委会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和工作要点。

（三）决定市人大常委会会议的日期和列席人员，拟定会议的议程草案；根据议题性质和需要，决定是否允许公民旁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

（四）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属于市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五）对依法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议案，决定是否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调查研究、审议，提出报告或意见，再决定是否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六）对依法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质询案，研究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予以答复。

（七）审核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决议、决定草案，交付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

（八）讨论确定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交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处理。

（九）组织代表对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进行工作评议。

（十）听取法制委员会和其他有关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市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命令和县（市、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不适当的决议、决定的初步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决定是否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十一）向市人大常委会提请任免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研究室主任和副主任、各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提请任免市人大专门委员会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以及依法应由主任会议提请的其他人事任免事项。

（十二）讨论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决定任免或者批准任免的事项，决定是否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十三）研究部署执法检查、视察和专题调查研究等重要工作。

（十四）受市人大常委会委托听取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的专题报告及有关重要事项情况的汇报，并提出意见建议。

（十五）向市人大常委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提名调查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通过。

（十六）对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须采取逮捕、刑事审判以及由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如不能及时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可在征得市人大常委会多数组成人员同意后，先予许可，并报下次市人大常委会会议确认。

（十七）处理市人大常委会其他重要日常工作。

第七条　主任会议的日期、议题、列席人员由秘书长在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后提出建议，由主任或受委托的副主任确定。会议前由办公室将开会日期、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等通知主任会议成员和列席人员，并将会议文件提前送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审阅。

第八条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研究室、各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及其他专职委员列席主任会议。根据议题需要，秘书长可以决定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其他人员列席主任会议。

经主任或者受委托的副主任确定，邀请与议题有关的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主任会议。

第九条　主任会议通过的文件一般由秘书长签发；重要的由主任或者受委托的副主任签发，专题性的文件由分管的副主任签发。

第十条　主任会议由办公室负责记录并起草会议纪要，其中专题审议的内容由相关工委提供。主任会议纪要经秘书长审核后，由主任或者受委托的副主任签发。

第十一条　主任会议决定的事项，经秘书长同意，可以发布新闻。

第十二条　本规则自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