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通知
新闻出版总署
关于印发《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通知
新出计〔2006〕136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出版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出版主管部门：
现将《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
(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厅2006年12月31日印发)
一、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现状
（一）基本情况
“十五”期间，我国新闻出版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出版物的品种、数量和类型不断增加。
我国新闻出版业从容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书报刊分销市场等新变化，克服了国民阅读率持续下降等不利因素，深入改革，开拓进取，保持了平稳增长。从“九五”末到2005年，图书品种由143万种增长到222万种，图书印数由627亿册增长到647亿册，总印张由376亿印张增长到493亿印张。报刊经过治理整顿，结构更加合理，市场更加规范。报纸由2000多种减少到1931种，印数由329亿份增长到413亿份，总印张由800亿印张增长到1613亿印张。期刊品种由8725种增长到9468种，总印张由100亿印张增长到125亿印张。音像制品由18万种增长到35万种，数量由2亿张（盒）增长到6亿张（盒）。电子出版物由2254种增长到6152种，数量由04亿张增长到14亿张。包括互联网、通讯网、电视网在内的网络出版从无到有，数字出版产业初步形成。全国已有手机报刊300余种，网络报纸1000余种，网络期刊超过2万种，网络数据库经营企业近10家。出版物的销售数量稳步增长，出版物的内容质量进一步提高，出版了一大批导向正确、内容精良、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和网络出版物，形成了一批思想健康、格调高雅、为广大群众喜爱的报刊、网站，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
基本形成了以图书、报纸、期刊、音像、电子、网络等媒体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等为主，包括出版教育、出版科研、版权代理、出版物资供应、出版物进出口等附属门类完整的产业体系。截止到2005年，我国已有图书出版单位573家，报刊社11399家，音像出版单位328家，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170家，网络出版机构50家，印刷单位18万余家，复制单位313家，出版物经营单位159万家，构成了初具规模的产业群。2005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实现增加值1900余亿元，约占当年全国GDP 1%，占第三产业增加值26%，已经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
3．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
报刊社和出版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试点工作扎实推进。转制后的企业，逐步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积极探索转变机制，加强生产经营管理、高新科技应用和集约化经营，重塑市场主体，竞争能力显著增强，两个效益不断提高。转变政府职能、理顺管理体制初见成效。全国26个省（区、市）的新闻出版系统完成了“局社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实现由行政管理手段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技术等多种管理手段的转变，提高了执法效率和依法行政的能力。
4．结构调整初见成效。
各类社会资本投入印刷、发行业，推动了产业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形成了国有、民营、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共同竞争发展的新格局；集团化建设稳步推进，提升了产业组织结构；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及网络出版的迅速发展，优化了新闻出版业产品结构；珠江三角洲、长江流域、环渤海等地区书报刊出版、印刷复制、音像出版发行、网络出版开发、出版物物流等各具特色产业群的形成，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了各种资源，对改变地区产业同构化、出版物市场割据化现象，调整产业地区结构和市场结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5．法律法规日益健全。
新闻出版立法工作取得显著成果，共修订行政法规3件，制定、修改部门规章15件，配合《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废止规章、规范性文件173件。其中，修订了《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和《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制定并修改了《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化管理办法》、《印刷业经营者资格条件暂行规定》、《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暂行规定》、《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印刷品承印管理规定》、《音像制品出版管理规定》、《图书质量管理规定》、《订户订购进口出版物管理办法》、《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新闻出版统计管理办法》、《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报纸出版管理规定》；以《著作权法》的全面修订为核心，出台了《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制定了《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等配套规章，中国特色的现代版权法律体系基本成形。日益健全的法律法规，充分发挥了对新闻出版业发展、改革、监管的规范、保障和支持作用。
6．对外交流成效显著。
我国新闻出版业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成功举办了北京国际出版论坛、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产品及技术应用展览会、法国图书沙龙中国主宾国等大型国际交流活动，积极组织参加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中国出版走向世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通过开展新闻出版人才交流培训，组织国外专家来华讲学，组织国内新闻出版单位领导干部和中青年业务骨干出国研修，加深了相互间的沟通和理解，开阔了眼界，培养了队伍，有效扩大了国际影响。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体制、机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新闻出版业的行政管理体制、产权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适应。相当部分的经营性出版、发行单位还在沿用事业单位的体制和机制，长期依赖行政保护和垄断利润。一些国有新闻出版企业，产权结构单一，法人治理结构陈旧，管理机制比较落后，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2．增长方式不尽合理。
一是部分出版、印刷、发行单位的收入、利润过度依赖教材和教辅材料，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竞争和发展的要求；二是出版物市场过度依赖中心城市，农村出版物市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有效开发；三是产业发展过度依赖规模、数量的扩张和品种、定价、广告等的增长，经营方式粗放，质量效益亟待提高；四是出版物产品过度依赖传统媒体，书报刊等传统出版增长乏力，新闻出版内容资源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五是行业发展过度依赖行政保护，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3．产业结构趋同，集中度低。
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新闻出版业，受“小而全、大而全”和攀比思想的影响，各地区产业同构化严重，造成企业规模偏小，布局分散，区域市场分割，资源无法合理流动和有效开发利用，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和集约化经营效益，阻碍了新闻出版大市场的形成和新闻出版专业化分工。
4．市场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
版权保护水平有待提高，盗版、盗印、非法出版等违法现象依然严重，对正版出版物造成很大冲击。部分生产经营者诚信缺失、行为失范，扰乱了出版物市场秩序，制约了新闻出版业的健康发展。
二、新闻出版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十一五”期间，新闻出版业将面临极为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1．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快平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将为新闻出版业的繁荣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更加广阔的消费市场空间；2．文化建设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成为新闻出版业加快发展的重要契机；3．文化体制改革，将克服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4．网络通讯和数字信息等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将有力促进新闻出版业产品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方式的转变和产业升级；5．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将为培育开拓农村出版物市场，扩大出版物消费需求带来难得的机遇；6．教育优先发展，对新闻出版业服务教育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新闻出版业也将面临很多严峻的挑战和考验：1．随着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教材循环使用的逐步推开以及中小学生人数的变化，教材在出版总量和收入总量中的比重将进一步降低；2．文化体制改革中人员身份转换、资产清理、税费调整等将付出高额成本，体制、机制改革任务十分艰巨；3．以地区中心城市为主的出版物市场相对饱和，图书等出版物库存压力进一步加大，新的出版物市场亟待开拓；4、随着我国入世过渡期结束，出版物分销市场进一步向世界开放，我国民族新闻出版业面临着新的巨大挑战。
面对新时期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一定要树立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坚持科学发展观，着力提高创新能力，全力抓好重点突破，增强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实力，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努力实现新闻出版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新闻出版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坚持新闻出版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的方针和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根本目标，以深化改革为动力，转变增长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施战略重点突破，积极构建公共新闻出版服务体系，努力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建设导向正确、结构合理、技术先进、管理有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现代新闻出版业。
“十一五”期间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一要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把开发、扩大农村出版物市场，满足广大农民的文化消费需求作为推动新闻出版业发展的重要基点；二要立足于转变增长方式，从主要依赖数量、规模增长的粗放模式向大力提高质量、效益的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推动产业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三要立足于优化结构，把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作为主线，积极推进以资产、资源为纽带，跨地区、跨部门、跨媒体的多种联合，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四要立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进数字出版，打造现代内容产业，提高民族新闻出版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十一五”期间，新闻出版业增加值预期年均增长7%。到2010年，图书出版预期达到600亿印张、70亿册，种数控制在255万种，出版重点图书1370种；报纸出版预期达到2030亿印张、500亿份；期刊出版预期达到140亿印张、30亿册；音像电子出版物的品种、数量年均增长5％以上；大力发展以互联网、通讯网、电视网为基础的电子报纸、电子期刊、网络文学、网络数据库、手机报纸、手机期刊、手机小说等新型数字媒体，开发出版100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民族网络游戏，明显提高中文内容在国际互联网上的比例和影响力。预期实现国民百万人均年拥有图书192种，人均年消费图书53册，期刊24册，每千人拥有日报90份，报纸普及率每户平均03份；全国发行网点预期达到18万个，具有出版物总发行权的企业达到100家以上，具有出版物批发权的企业达到9000家；印刷行业工业总产值预期达到4400亿元。
四、“十一五”新闻出版业发展战略重点
新闻出版工作既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要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环境。
新闻出版业要按照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紧紧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针对行业存在的主要矛盾，以转变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加强科技开发、拓展市场空间为重点，抓住机遇，打破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用战略重点突破带动全行业的发展。
1．积极推动现代内容产业发展。
随着信息、网络等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媒体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相互融合的速度越来越快，以高科技为主要手段和特征的现代内容产业的迅速产生和壮大，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趋势。新闻出版业必须打破传统观念、传统业态和传统体制的束缚，充分利用书报刊等传统媒体、音频视频媒体和各种网络媒体等一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媒形式，对新闻出版内容资源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全面开发利用，形成各种传媒形式与优势内容资源紧密结合发展的新格局，大力推动内容产业发展。鼓励新闻出版单位以资源、资产、业务为纽带，开展跨媒体经营，支持传媒集团的建设和发展，努力将新闻出版业打造成为多种媒体形态共存，集内容创新、制造、推广、服务为一体，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内容产业。
2．大力发展数字出版。
抓住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网络时代的重大历史机遇，积极实施“数字出版”战略，大力发展以数字化内容、数字化生产和网络化传播为主要特征的新媒体，努力冲击世界数字媒体技术制高点，实现我国新闻出版业的跨越式发展，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新闻出版业先进水平。大力支持以科技开发为主的自主创新，鼓励、扶持以互联网、移动通信网和数字电视网为主要载体的图书、报纸、期刊、数据库、新闻、游戏、动漫、音乐以及电子书等各种数字产品的开发、制作、出版和销售，鼓励开展基于各种网络的出版、发行活动。到“十一五”末，建设4～15个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形成10～20个网络出版强势企业。积极推动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新闻出版业的生产、管理和传播方式，建设数字出版综合业务平台，提升出版产业的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能力。
3．努力构建公共新闻出版服务体系。
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发，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目标，兼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形成实用高效、规划合理的公共新闻出版服务体系。
建立和运用好“国家出版基金”，进一步加大对公益性新闻出版事业的投入，努力做好公益性新闻出版工作。抓好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出版物的出版。认真组织推出更多更好的服务“三农”、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以及少数民族文字、盲文、学术文献和科普出版物。实施“三农读物”出版工程，以图书、音像制品为突破口，大力开发农民买得起、看得懂、用得上的优秀“三农”出版物。研究制定扶持农村文化经营单位和个体经营者的优惠经济政策，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加农村出版物发行的积极性，实现发行网络覆盖全部乡镇，部分地区延伸进村，农村出版物零售比重达到35%的总体目标。积极组织实施“农家书屋”工程，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等各方面的力量，统一规划，分头实施，力争到2010年在全国建设20万个“农家书屋”，建立农村公共出版发行服务体系，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积极支持农民群众组织兴办自筹资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各种形式自助读书组织，使农民群众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和受益者。新华书店要依托“农家书屋”、“文化大户”、农村广播站、学校、农技站以及个体工商户，在全国40%以上的乡镇建立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发行网点或代销点、租赁点，壮大农村出版物发行主渠道，进一步拓展农村出版物消费市场空间。
4．加强出版物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加快出版物流通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鼓励支持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的出版物连锁经营，形成一批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全国性出版物连锁机构和区域性连锁企业，全国出版物连锁经营企业总部达到80家，区域连锁总部达到200家，使连锁经营成为出版物流通业的主要发展方向。合理规划出版物物流中心建设，大力支持跨越区域、体制合理、管理先进、服务优质的现代出版物物流企业发展，在全国建立5～6个区域性出版物物流配送中心，积极构建现代物流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出版物发行行业信息化标准体系，鼓励利用信息通讯等高新技术，大力发展网络书店、电子交易平台等各种形式的现代出版物交易系统。积极支持各种所有制发行网点的建设，继续发展中小型专业书店、特色书店、社区书店。进一步通畅流通渠道，促进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出版物大市场的形成。
5．大力发展现代印刷、复制产业。
加强印刷复制产业的结构调整，指导印刷复制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继续保持健康、持续、平稳发展的态势，努力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积极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大力发展高档印刷、特色印刷和包装装潢印刷，淘汰落后的印刷生产能力；禁止二手光盘生产线的进口，加强光盘复制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力度，继续支持 “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个综合印刷产业带的建设和发展，积极推进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印刷复制业的振兴和崛起。重点发展一批具有国际先进印制水平、规模效益突出、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印刷复制骨干企业，形成一批在国内国际有影响力的著名印刷复制品牌。鼓励设立具有先进生产技术、印刷数字化、信息化、自动化的印刷企业，鼓励采用多色高速、柔印、自动、联动等先进技术和快速、按需、高效、个性化的数字印刷。进一步发挥磁带作为传统媒体的现有优势，完成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磁带复制业。继续促进复制设备、原辅材料的国产化，特别支持新一代高清大容量光盘的研发和产业化。建立健全复制质量监督检测体系，加强印刷复制质量的检测和监督，不断提高印刷复制产业核心竞争力。“十一五”期间力争使我国印刷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8%左右，只读类光盘和可录类光盘复制产能分别达到世界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成为重要的国际印刷复制中心。
6．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出版业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出版业是我国新闻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出版业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在财政方面扶持少数民族文字的教材和出版物的编译和出版工作”，“支持有关单位和部门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民族历史文化书籍，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要求，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加大扶持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出版业的力度，对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出版的各类出版物、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实行一定的优惠经济政策。积极做好 “新疆、西藏、内蒙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工程”、“雪域东风工程”的立项工作和“东风工程”的实施工作，开展民族文字党报、党刊、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赠阅活动，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出版业形成发展壮大的新机制。让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充分享受先进文化发展的成果，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7．积极实施“中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战略。
以国际汉文化圈和西方主流文化市场为重点，大力推进出版物走出去、版权走出去、新闻出版业务走出去和资本走出去，努力提高中国出版的国际竞争力和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加强对外宣传、展示、推广、销售工作，有计划、分阶段地开发、扩大国际市场。实施“出版物对外推广工程”，组织创作、翻译、出版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反映当代中国各个领域成就的出版物，扩大我国出版物出口，2010年实物出口量预期比2000年翻一番。积极支持版权输出，努力扩大版权输出数量，不断缩小版权引进与输出的差距，“十一五”末版权输出预期达到3000种。鼓励新闻出版单位和个人通过合资、合作、参股、控股、收购等方式，在境外设立出版、印刷复制和发行机构，创办各种媒体，开展新闻出版活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继续做好对台出版工作，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联手开发国际市场，共同发展民族出版产业。
8．以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带动新闻出版业发展。
精心组织实施以《中华大典》编纂出版工程、《中华数字古籍全书》出版工程、 “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出版工程、“创新学术”出版工程、国产动漫振兴工程等为代表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丰富我国出版资源宝库，增强我国出版业发掘、传承、弘扬中华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的能力与水平，提高中国出版业在世界文化市场格局中的地位。通过实施“中华字库”建设工程、“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研发工程、“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等国家重点工程，进一步推进数字出版发展进程，提高新闻出版业信息化水平，加快传统新闻出版产业向现代内容产业的转变，在新世纪国际数字内容产业竞争中，占得先机和主动，为中国出版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促进新闻出版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1．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确保正确导向。
社会效益第一是新闻出版业发展的根本原则。新闻出版单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忽视社会效益的不良现象，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和各类出版单位，要坚持落实重大选题备案制度、出版“三审”制度和出版物阅评等制度，确保舆论导向正确。
2．调整优化结构，转变增长方式。
一是打破均衡式发展的思路和模式，积极推进产业地区布局调整。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根据各地的资源、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选择地建设真正符合当地特点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网络、音像或电子等优势特色产业，合理利用资源，推动产业集聚，促进专业化分工。
二是打破条块分割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约束，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要通过市场推动跨地区、跨部门的强强联合，形成优势特色明显、辐射能力强大的产业群和大型现代新闻出版企业，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三是打破单一资本结构模式，积极推进投资结构调整。要在出版发行企业和部分非时政类报刊社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出版工作规律的法人治理结构，创新企业体制机制等方面，不断探索新的方法和途径。
四是打破对传统出版媒体和教材教辅的过度依赖，积极推进产品结构调整。要加大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投入，积极研发数字、网络等新媒体出版物，加强非教材教辅出版物的出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的转变。
五是打破过度依赖规模、数量扩张的粗放式经营模式，积极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坚决扭转部分出版物不重内容、过度奢华、积压严重、浪费资源的不良倾向，鼓励开发适合广大群众需求的低成本平价出版物。努力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积极开展新闻出版业经营管理人才的教育培养，研究制定指导性的新闻出版单位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引导新闻出版单位深入探索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加强经营管理，提高质量效益和集约化经营水平。
3．推进出版发行体制改革，解放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
（1）改革出版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按照中央提出的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新闻出版管理体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主要职能，完善新闻出版分级管理体制。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理和规范行政许可项目，改进行政管理方式。逐步调整完善现有专业分工和出版资源配置等有关管理制度，研究制定出版单位市场准入、退出的评估标准和管理办法，建立正常的市场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更加有效地管理和利用出版资源，努力形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良好出版环境。
（2）推动新闻出版单位深化改革。确定转制为企业的报刊社、出版社，要完成由事业向企业的体制转换，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竞争主体。“十一五”末，国有独资的出版企业基本完成规范的公司制改造。以集团建设为龙头，培养一批导向正确、实力雄厚、国际竞争力和市场控制力强大的企业集团，使之成为市场的引领者和产业发展的战略投资者。积极培育一批内涵式发展的大社名社，形成市场中坚力量。引导中小报刊社和出版单位走“小而专”的道路，以专业化服务取得市场地位。推进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三项制度”改革，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强化责任意识，充分开发利用各种资源，发挥好宣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职能。
（3）加强各类新闻出版行业协会的建设和管理，提高行业协会的服务和协调能力。促进著作权集体管理等社会中介组织的建设。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中介组织在规范新闻出版市场、加强行业自律等方面的作用。
4．加强新闻出版队伍建设。
实施人才兴业、人才强业战略。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贯彻落实中央“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通过实施素质工程、领军人才工程和高技能人才工程三项重点工程，加强新闻出版党政人才、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新闻出版业人才队伍整体素质。
建立政府引导、新闻出版单位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人才培养投入机制，形成总署、省局和新闻出版单位三级培训体系。实行新闻出版单位领导干部岗位培训和调训制度、专业人员业务轮训制度，5年内轮训率达到90%以上。
加强人才工作基础建设。建立行业人才信息库，选择条件优越的重点高等院校共建新闻出版人才培养基地，加强新闻出版学科建设和专业理论研究。完善新闻出版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健全出版物发行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发行企业负责人职业准入制度，加快制定新闻采编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实行新闻记者职业资格和记者证双重管理。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健全新型用人机制，吸纳社会优秀人才，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5．加强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加快新闻出版业现代化。
紧紧把握信息、网络技术所带来的机遇，加大投入，主动利用新技术，开发新媒体，积极进行产业升级。要组织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有关方面力量加强对影响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壮大出版产业的实力。
加快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信息化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监管的能力。2010年，全国省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实现互连互通，信息共享，建立出版物内容监管平台，实现对传统内容和数字化内容的动态监管。大力推进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信息化建设，在编辑、出版、发行等主要环节，实现信息化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能力。
加强新闻出版标准化体系建设。2010年完成新闻出版标准化体系表的编制工作，完成新闻出版元数据标准、出版物发行标准体系、新闻出版信息化标准体系等标准的制定，研究、制定网络出版、数字出版等前沿标准，促进新闻出版的现代化。加强各类标准的贯彻执行，加大监督管理的力度，积极推进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等各类认证工作。通过出版物元数据和信息交换格式标准化，建设行业基础数据库和国家新闻出版数据交换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和利用。
6．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新闻出版法律制度。
“十一五”期间，以修订、制定新闻出版、著作权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为重点，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修订《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制定《互联网出版管理条例》等，推动《记者条例》、《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等的立法工作；修订《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音像制品复制管理办法》、《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作品自愿登记管理办法》，制定《图书出版管理规定》、《音像制品制作管理规定》、《网络地图编制出版管理办法》、《网络转载付酬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以制定实施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为主线，不断强化全行业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
7．制定实施国家版权战略，推动版权相关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不断完善我国版权保护制度，加大版权保护力度，增强智力创新能力，提高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核心竞争能力。“十一五”时期版权工作的重点，一是健全国家智力成果创新体系，促进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二是健全和完善版权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加大版权保护力度；三是建立中央、省、市（地）、县四级版权行政执法体系，加强版权行政执法机构和队伍建设；四是构建宣传、教育体系，提高全社会版权意识；五是完善版权社会服务体系，强化社会服务功能。要以保护创新作为版权工作的出发点，着眼于版权保护和产业发展。以查处大案要案为突破口，大力开展打击盗版专项执法。做好引导和服务工作，注重自主版权资源的开发、建设和利用，以新闻出版内容的生产、占有、输出为核心，推动音乐、戏剧、曲艺、舞蹈、电影、电视、计算机软件等版权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
8．建立和完善长效监管机制。
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切实将工作中心转移到对新闻出版活动和出版物市场的监管上来，完善出版物市场长效监管的各项工作机制，坚持依法行政，加大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强“扫黄打非”工作，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确保出版物市场繁荣有序，健康发展。加强进口出版物的管理，实行进口出版物备案月报制度和出版物进口单位年检制度，加强对进口文化产品内容的审查，严厉查处违规进口出版物和进口含有不良内容出版物的行为。
充分发挥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行业协会、信用中介、新闻出版企业以及从业人员等各方面的作用，大力加强新闻出版业信用体系建设，推动新闻出版行政信息公开，建立新闻出版单位信用档案和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失信惩戒机制，营造讲诚实、重信用的社会和市场环境。逐步建立我国新闻出版业信用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充分利用信用体系的规范、引导和监督功能，全面发挥警示、惩戒作用，有效打击、遏制各种违法失信行为，整顿、规范新闻出版市场秩序。
进一步建立健全新闻出版统计制度，完善统计指标体系，推行普遍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统计调查方法改革，积极开展网络出版发行、音像制品制作、非公有印刷复制和发行的统计工作。进一步加强全国新闻出版统计网络信息系统建设，完善全国统计数据网络直报。加强新闻出版统计机构和队伍建设，形成以国家和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为主，地市县相关行政部门为辅的新闻出版统计管理体系，建立稳定的统计管理队伍和专业队伍，实现部门统计向行业统计、产品统计向产业统计的转变，充分发挥统计在新闻出版活动和出版物市场监管、行业规划、政策制定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监督保障作用，促进新闻出版业健康发展。
9．引导支持出版发行业非公有经济发展。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参与文化建设的有关政策，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积极推进行业投资结构的调整。在印刷、复制、发行等一般性竞争领域，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引导和规范各种社会资本的投入。制定完善相关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鼓励支持非公有资本参与新华书店和国有印刷企业股份制改造、新闻出版业高新科技研发、农村出版物发行、连锁发行企业和现代物流企业建设等，促进各环节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提高我国新闻出版产业的整体竞争实力。
10．加强产业政策研究，完善落实经济政策。
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根据职责和实际情况，及时研究、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引导新闻出版业健康发展。要继续贯彻落实已有的各项经济政策，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同时，根据不断发展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积极会同有关部门认真调研、出台新的经济政策。要加强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农村出版物发行、中国出版“走出去”、游戏动漫产品的制作与出版等方面鼓励扶持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促进内容产业加快发展。要进一步发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产业政策研究、咨询作用，不断提高产业政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11．加强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领导，是在深化新闻出版业改革、促进新闻出版业繁荣、加强新闻出版管理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要始终坚持党对新闻出版工作的领导权，全面加强新闻出版行业各级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以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目标，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一步增强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新闻出版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新闻出版业的繁荣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保证。
论我国农业补贴制度的和谐构建（上）——基于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理论逻辑
余劲松* 李长健**
内容提要：生存和发展问题是人类自身最基本的问题。在探究农业补贴法律制度的源起与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农业补贴的国际环境，要达到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只有探求互补性权利义务和互补性权利义务规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因此要基于中国国情和国力的考察，构建以生存权和发展权平等为中心，融“绿箱”、“黄箱”、“蓝箱”以及创新性的“白箱”四位一体的农业补贴法律制度体系。
主题词：农业补贴；生存权；发展权；互补性权利义务；“白箱”
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发展之基。中国是农业大国，由于我国农业长期处于弱质产业地位，导致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农业振兴基础不稳和农村发展后劲不足等“三农”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在不断国际化、开放性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加入WTO，使得中国的农业成为开放式的产业，使得中国农业发展也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以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为中心，建立起农业补贴与生存权和发展权平等之间的内在联系；依据中国实际发展现状，试图重构中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最终实现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平等。
一、农业补贴法律制度的源起与发展
农业补贴法律制度正式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美国。美国自然资源丰富，发展农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自19世纪末美国农业基本实现商业化以后，美国就是一个农产品周期性过剩的国家。因此，在30年代初，罗斯福政府实施“新政”，制定以支持农民收入为目标的《农业调整法》，从农业资金、粮食储备和农产品市场销售三个方面入手，实行支持与保护本国农业的农业补贴法律制度。[①]
农业补贴法律制度虽然源起于美国，但对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却是始于1962年欧共同体“共同农业政策”（CAP，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 ）。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首先取得进展的是建立工业品关税同盟，而农业一体化是欧共体成员方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产品供应、稳定农产品价格、实行农业结构调整和推进经济一体化的需要。法国、荷兰和意大利是农业一体化的积极鼓动者和支持者。在60年代初，这三个国家的谷物、畜产品和蔬菜及水果生产出现大量过剩，但没有销售市场，在世界市场上经不起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农产品的竞争。因此法国在荷兰的支持下要求彻底实施农业一体化，这样，欧共体六国于1962年1月14日通过了一个“建立农产品统一市场折衷协议”，即欧共体最初的共同农业政策。日本在战后50年间迅速工业化，但始终采取以国家财政扶持本国农业发展的政策。1969年日本粮食（大米）开始剩余后，继续采取对大米实行高价格补贴的政策。即使政府感受到开放国内粮食市场、国内粮价与国际市场严重脱节及财政负担日渐沉重等压力，作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仍采取用国家财政支持乡村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和维护农业资源环境的农业保护政策。与此同时，自20世纪上半世纪，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农业都普遍实行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政策，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开始在很多国家得以建立和发展。只不过由于各国经济实力和经济产业特点的差异，各国对农业实现保护的力度和方式都不尽相同。
从中国农业补贴的发展轨迹来看，自20世纪50年代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出现之后，中国的农业补贴经历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段时期中国补贴制度基本是由于体制问题而形成。因为国家既是企业所有者，又是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提供补贴事实上是国家自己补贴自己；第二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入世，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承认并不断扩大市场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补贴成为国家增强产业竞争力、吸引外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因而这段时期中国的补贴政策由受体制因素影响逐渐转移到受战略性贸易理论影响；第三阶段是入世后至今，在这一阶段中国补贴政策虽仍受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影响和启示，但开始受到世贸组织规则的约束，必须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前提下实施。
进入21世纪以来，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得到更多的关注：2001年11月多哈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多哈宣言》，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知识产权等8个议题被确定为“多哈”回合的谈判领域。2004年8月1日达成的农业谈判模式框架，是WTO新一轮谈判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主要涉及国内支持、出口补贴、市场准入等3项基本内容。2005年12月18日，达成的香港《部长宣言》取得了较大成果：发达成员和部分发展中成员同意2008年前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关税和免配额市场准入；发达国家2006年取消棉花出口补贴，2013年前取消所有出口补贴。2006年6月22日，WTO 公布了多哈回合谈判中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的协议草案，但协议草案历经 6 月、7 月两次部长级会议谈判破裂，2006年7月24日，WTO总干事拉米决定中止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
二、我国农业补贴面临的国际环境
随着国际经济进入贸易摩擦高发阶段，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越来越复杂，技术性贸易壁垒、反倾销特殊保障条款等已经成为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壁垒，“知识产权壁垒”、“舆论壁垒”等新型贸易壁垒也呈上升之势；而发达国家对农业的高补贴、高保护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农业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并不宽松。
（一）国际农业贸易环境的复杂性
在WTO启动了继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即多哈发展议程后，又经历了坎昆会议等阶段。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和国家间利益的分歧，国际农业环境仍然相当复杂，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从关税壁垒问题体现的国际农业环境复杂性来看，乌拉圭回合谈判使农产品出口的传统壁垒——关税壁垒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但一些国家农产品的关税仍然较高，发达国家关税升级现象也成为中国在农业补贴面临国际贸易环境时值得关注的重点问题。发达国家对农产品加工产品设置较高的关税保护，使其国内生产成本高于国际成本时仍能继续维持生产，人为地增加了发达国家国内加工品的附加值。发达国家的关税升级，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会增加农产品加工品的出口难度，而且还有可能影响高附加值农产品加工品出口的垂直多样化。因此，目前的国际农业环境现状存在着复杂性，对农业提供巨额补贴仍然是目前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美国、欧盟等将过去属于“黄箱”政策的补贴措施转化为“绿箱”支持措施，由此会继续刺激农产品生产，增加出口。乌拉圭回合谈判实际上给发达国家预留了巨大的农业补贴空间，对国际农产品贸易仍然会产生较大的扭曲作用。
从日本、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针对农产品实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看，主要体现在严格的检验、检疫、认证、标准手段和措施上，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1）食品安全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法规。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完整的保障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这些法律既规范着国内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同时也将不符合标准的国外农产品挡在了国门之外。（2）质量标准食品标签和包装要求。（3）环境保护和动物福利要求。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规，对进口农产品形成了通常所说的“绿色壁垒”。绿色壁垒主要包括国际和区域性的环保公约、国别环保法规和标准、检验和检疫要求和标签要求、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标志等自愿性措施、生产和加工方法及环境成本内在化要求等。（4）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安全问题。最典型的就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这一直是国际争论的焦点。
从反倾销、“特保条款”和新型贸易壁垒方面体现的国际农业贸易环境复杂性来看，中国自1996年以来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据统计从1979年中国出口的糖在欧盟被反倾销调查起，截止到2003年，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近500余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中国出口贸易额超过150多亿美元。不仅如此，中国农产品出口也面临过“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简称“特保条款”）的不利影响。“特保条款”有可能成为今后10年内中国具有竞争力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壁垒之一。
因此，中国农业在目前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只有不断颁布新的技术法规，扩大管制范围；对农产品增加检测项目，提高标准水平；实行严格的食品标签制度；实行更加严格、复杂的合格评定程序和质量认证制度；实行“绿色包装”制度；对出口企业采取注册备案制度及其他登记管理制度等，才能更好的积极应对国际农业环境的复杂性特点。
（二）国际农业补贴形式的多样性
各个国家农业补贴方式多样，各国的农业补贴政策手段在具体操作上的不同，也就形成不同方式的政策工具。各国往往需在可以达到相同农业政策目标的各种方式的政策工具中，选用那些在既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成本最小的方式，所以具有多样性的特征。
第一，补贴方式的多样性。发展中国家农业补贴的基本特点是，综合补贴率低，补贴政策目标冲突、手段复杂；政府向农业索取的剩余，超过用投入品等给与农民的补贴，农业产出和经济增长受到压抑；大量的投资品补贴促进了增产，但也带来财政压力、分配不公、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严重后果。近年来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农业补贴的绿色化，并逐步取消产生农业负补贴的政策措施。而当前，中国农业补贴水平仍然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补贴政策，客观上偏重于增加国内农产品自给而忽视农民增收和资源有效利用。各国特别是各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本国农业都实行了高水平的农业保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业补贴法律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国际农产品贸易。
第二，补贴因素的多样性。发达国家对农业进行保护，实行农业补贴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坚强后盾。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部分发达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基本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生产，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逐渐下降，农业就业人口也逐渐减少。而像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农业生产力较落后、经济效益低下，农业就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半数以上，如果对所有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者实施农业补贴，国家将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何况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不高，经济实力较弱。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农业实行补贴政策，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利益的推动。
第三，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国外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存在特殊性不但有经济方面的深刻原因，还有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原因。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缓慢，广大农民利益集团严重缺失，农民在国家政治社会中并没有什么话语权，因而国家的农业经济政策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利益，农业补贴政策迟迟得不到国家政府的重视。由于文化的差异性，给各个国家带来的对农业问题的关注以及完善相应的农业补贴政策制度也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为此，应积极加强国际合作，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通过借鉴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有效的农业管理制度，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为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第四，法制存在的多样性。在欧美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和实现政策目标的措施都是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而不是政府发布政令。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相关法规对补贴政策目标、预算安排、政府执行机构的职责范围甚至是政策的实施期限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且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对这些法规进行适时修改和完善，保证了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稳定性、公开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目前中国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基本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中都没有对农业补贴做出详细规定，而往往是以政策和计划的形式来实施农业补贴政策，使得农业补贴措施的实施力度、补贴资金的使用、补贴责任主体的明确等各方面存在漏洞，农业补贴措施的实施效率大打折扣。
三、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理论逻辑
通过对农业补贴的历史及国际环境的考察可知，由于农业的特殊性，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予以高度重视。中国农业补贴的立法，忽视了农业的重要基础性地位、多功能性和弱质性，忽视了对农民利益、农民平等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障，导致了农业补贴立法在先天上的不合理性。中国农业必须积极应对国际农业环境，将国内支持政策和边境保护手段相结合，有效抵御国外农产品的冲击，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农业补贴立法中要以平等生存权和发展权为中心，以保护农民利益视为农业补贴的核心理念。
（一）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历史发展
生存权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思想萌芽早在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②]生存权首次明确列入法律规范，受到宪法明文保障的是德国的《魏玛宪法》（1919年）。近年来，生存权这一概念尤其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频繁使用，用来表示国家和民族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在经济上先进、政治上民主和文化上多元的西方国家和民族）一道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权利。1991年，我国发表 《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其中就认为 “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而且，至今仍然是一个首要问题”。[③]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民于国际上争取和维护人权的斗争中，这一权利受到特殊重视，被视为他们需要努力争取实现的首要人权。塞内加尔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员凯巴•姆巴耶于1970年正式提出，发展权是一项人权，因为人类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存。[④]发展中国家很快就将发展权的权利主体演绎为集体（国家），认为发展权是民族自决权的延伸，是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的国际环境下谋求生存与发展，自主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向的权利。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社会越来越理性地从人类发展与实现人权这两者的结合上来认识发展权。基于发展权利宣言之“发展是一个全面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发展过程，其目的是要实现全人类与所有个人的福祉”，发展权被诠释为（选择）发展方式的权利或（参与）发展进程的权利、人权途径的发展。
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基本的人权。这一立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赞同。现阶段中国人民生存权的充分实现，不仅在于温饱问题的解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在于对公民生存权的社会保障。目前，中国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实现国家发展权的具体体现。随着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人民将会充分享有与我国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并且还要实现更高层次和更广泛的人权，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进程。
（二）农业补贴中不同主体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差异性需要
农业补贴参与者主要有农户、加工企业、中介组织、营销企业、科技机构和政府。各参与者扮演着不同角色，产生不同的效应并创造着各自的利益。正确认识各不同角色在农业补贴中的定位和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差异性需要，才能发挥其自身优势功能，创造最大效益。
1．农民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在现时的中国，农民的生存权具有两大特点：生存权的弱者身份性与生存权的脆弱性。显然，农民作为人而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为保障人之生存而需要享有的权利。对农民生存权的保障需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使农民能够“像人那样生存”；只有实现了农民的生存权，并且是像人一样的生存，才谈得上“人格和尊严”这一许多人权学说或宣言所追求的目标。农业补贴的基本理念就是通过国家（政府）的积极作为，凸显对农民群体的倾斜性保护，以保证其有尊严的、体面的人类基本生活，进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同时，“人的尊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人要使自己及其家庭获得作为人应有的生活水平的能力。只有借助发展，人的食物权、衣着权、庇护权、医疗权、就业权和教育权才能得到充分实现。”[⑤]人是发展进程的主体，发展政策应尽量使每个人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而非造就一批“边缘人”和“牺牲品”。具体到农民发展权中，就是农民的生活状况不至于恶化；农民作为社会中的平等人格不至于被贬低和否定；农民作为追求自由的私人性和参与公民政治生活的公共性不至于被束缚和扼杀。在现时社会，农民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化程度，增强在实践活动中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能力才能适应日益发展着的社会对人的整体素质和能力的越来越高的客观要求。[⑥]
2．政府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国家的典型代表机构是政府，政府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集中表现为政府主义或国家主义把生存权与发展权解释成一种集体的权利，这种集体的权利不属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属于国家和政府并最终归结为统治者的权利。集体权利的主体是民族和国家。集体权利是个人权利得以充分实现的先决条件和必要保障。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国家主权，无法自主决定其国家事务和自由谋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那么这个国家人民的个人权利也就得不到保证。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国际人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集体人权的新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实践证明，西方人权观把个人权利同集体权利绝对对立起来，既不符合现实状况，也不利于发挥国家在维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⑦]
政府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与政府对个人生存权与发展权的赋予在本质上和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并不是仅仅让个人获得对抗国家的权利。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性质，并不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为了与国家和政府过不去，是为了在民众与政府之间挑起冲突，引起骚乱。正相反，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并不必然以对抗国家为前提，不仅仅要求国家合作，而同时也要求积极配合国家或政府。在个人与国家完全对立的地方，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不可能得到尊重和实现的。因此，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目的不是为了对抗国家，而是赋予了国家更积极的道德使命，使得国家的目的、职能和手段更为合理、正当。
3．农业企业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企业生存权、发展权是企业根本利益。作为农业补贴制度主体之一的农业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即是市场经济中独立的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企业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动力，也是其生存与发展的目的。经济利益是其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实质和核心。作为“经济人”，企业立足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表明其直接动机并不在于关心和促进农民或其他利益主体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公司带农户，重要的是要靠利益纽带去带动，没有利益，就无法促成两者通过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机制形成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上的“产业链”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而相反，正因为因为利益的存在，既保护了农民利益又维护了企业利益，双方互惠互利、同舟共济，共同实现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4．农村社区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在农业补贴制度中，供农民参与分配的利益会逐渐增多，在以农民为中心的主体发展权和以土地为主的客体发展权要求下，通过个人和政府的双重选择进行利益重构，从发展权利的原点出发，以农村社区生存权与发展权为时空载体，在动态发展中寻求农民权益保护。农村社区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主要是以农村社区生存的形式保障农民的生存权益的集体实现，以农村社区发展的形式促进农民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集体实现。农村社区生存权与发展权属于集体人权，但它又区别于一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主客体时空载体融合而成，其表面上是社区所享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权利，实质上是社区成员所享有的现实生存、发展权利，是个体生存权、发展权在主客体融合的时空载体下实现的一种集体形式。
农村社区生存权、发展权的满足主要从两个层面得以实现，其一是外部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即通过法律实现社区所享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权利。其二是内部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即通过内部民主治理形式，按照民有、民享、民管原则，实现社区成员的生存、发展权利。农村社区生存权、发展权的满足有一个自身固有的过程。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农民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在满足基本生存权利后，在此基础上，应让农民真正平等地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并平等的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保障农民权益应从传统单纯的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权向实现农民发展权转变，以促进农民的全面自由充分发展来促进农民基本权益的实现。
（三）农业补贴制度与实现不同主体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关系
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因此，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和核心。“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⑧]享有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这样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
不可否认，中国几十年农村一系列制度变革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就主观感受而言，农民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从自身利益出发，总会倾向于关心自身利益的增加，一旦发现不平等、不合理就会产生消极情绪。无论物质生活水平被提得多高，也无法替代他们对社会平等的需要。马克思曾指出：“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他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⑨]而从客观现实来看，当前中国社会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确存在大量起点不平等、过程不平等、结果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参与不平等、发展不平等的现象。因此，当前在社会经济结构深刻变迁、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大量的矛盾开始涌现、中国的发展面临关键的临界点的情况下，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从制度着手，“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⑩]
而农业补贴制度正是迎合了这种特定历史的需要。农业补贴制度与实现不同主体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存在着密切的互动性。首先，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实现有赖于农业补贴制度的完善和实施。农业补贴作为向内倾斜[11]农村公共财政，在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维护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农业补贴来改善农业、农村发展资源瓶颈，农业的稳步发展也就为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创造了现实基础，最终推动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故此，农业补贴的制度化是保障和完善农民生存与发展权益的最佳途径之一。其次，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实现是巩固和强化农业补贴制度的坚强后盾。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是一项综合人权，它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的发展，还包括了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全面进程，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实现提高了中国民主、法治化的水平，发挥了人民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从而为农业补贴制度的安排和设置提供了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