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商洛市人民政府


商洛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商洛市养犬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商丹园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工作部门、事业机构：
《商洛市养犬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四日


商洛市养犬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人身安全和健康，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及市容环境卫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养犬应当遵守本办法。
盲人饲养导盲犬和军犬、警犬的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由县区、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公安机关是养犬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卫生、农业、工商、城管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养犬管理工作。
（一）公安机关负责养犬登记管理工作，发放《家犬准养证》、《犬只准养证》，及时处理犬只危害公共安全和扰乱他人正常生活的案件。
（二）卫生部门负责狂犬病预防知识的宣传教育，人用狂犬疫苗接种和狂犬病病人的医疗救治及疫情监测。
（三）农业部门负责对犬只进行免疫接种，并对免疫过的犬只登记和签发免疫标牌，免疫标牌由各县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监制。
（四）工商部门对农贸市场、犬只交易市场及犬肉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五）城管部门负责查处占道售犬和因养犬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等行为。
（六）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做好《商洛市养犬管理暂行办法》及卫生防疫知识的宣传工作。
（七）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本辖区内饲养犬只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当地农业部门要求做好免疫工作，建立犬只免疫档案，向农业管理部门申办《家犬免疫证》。
（八）居民会议、村民会议、业主大会可以就养犬管理制定公约。
（九）其他部门、单位应当开展养犬管理的宣传教育，协助做好养犬管理工作。
第四条　商洛市中心城区及洛南、丹凤、商南、山阳、镇安、柞水六县城区为限制养犬区(以下简称限养区)。
城乡结合部和乡镇为一般养犬区，如果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区域需要限制养犬的，由县区人民政府确定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市内机关、医院的办公服务区、学校(含幼儿园)的教学区、学生宿舍区、单位的集体宿舍区、居民住宅小区禁止养犬(以下简称禁养区)。
第五条　限养区内个人申请养犬，每户只准养一只，并禁止养烈性犬和大型犬。
烈性犬：性格暴躁、易攻击人的犬类。包括獒犬类：西藏獒犬、英国斗牛獒犬等；斗犬类：比特犬、牛头更等；牧羊犬类：中亚牧羊犬、德国牧羊犬等；猎犬类：阿富汗猎犬、德国猎梗等；其他犬类：杜宾、拳师犬等。
大型犬：成年犬体高超过40厘米（站立时从肩部最高点到地面的距离），体长超过60厘米的犬类为大型犬。
第六条　在限养区内养犬的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合法身份证明；
(二)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三)有固定住所且独户居住。
第七条　在限养区内，科研机构、演艺团体、动物园和有关治安重点保护单位，可养用于实验、表演、观赏、护卫的犬只，其他单位禁止养犬。
限养区内单位养犬的，应当有固定的犬舍，并有专人负责管理、饲养。
第八条　限养区内，养犬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携犬出户，带家犬准养证或犬只准养证，为犬束犬链、挂免疫标牌，并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牵引，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
(二)不得携犬进入禁养区和禁止遛犬的区域以及限养区内的机关、医院、学校、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体育场(馆)、影剧院、商场、候车室；
公安机关应当在限养区内确定并通告禁止遛犬的区域和时间；　　
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含公园），须戴嘴套方可出入，并遵守相关规定；
(三)不得携犬乘坐除小型出租汽车以外的客运车辆；携犬乘坐小型出租汽车，应征得驾驶人同意，并为犬只戴嘴套或者将犬只装入犬袋(笼)；
(四)携犬乘坐住宅区公用电梯，应为犬只戴嘴套或者将犬只装入犬袋(笼)；
(五)个人饲养的犬只在养犬人的住所内饲养；单位饲养的犬只应当圈养或拴养；护卫犬在护卫区域巡逻时由管理人员牵引；
(六)养犬不得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不得损坏公共设施；
(七)动物免疫证明有效期满，养犬人携犬到当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注射兽用狂犬病疫苗；
(八)携犬出户，必须携带清洁用具，及时清除犬只户外排泄物，维护公共环境卫生。　　
第九条　限养区内禁止无证养犬。
单位和个人养犬，应当到农业部门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注射兽用狂犬病疫苗，领取免疫标牌。到辖区派出所申请办理养犬登记手续。
个人养犬的，应当向辖区派出所提交与住宅所在地居(村)民委员会或业主委员会签订的养犬管理责任书。单位养犬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提交养犬用途、犬只种类和数量的书面说明等相关材料；饲养护卫犬的，还应当提交护卫区域的书面说明及图示。
从境外进口的犬只，在办理养犬登记手续时，应当提供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公安机关自收到养犬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符合养犬条件的，予以登记并发放《家犬准养证》、《犬只准养证》；对不符合养犬条件的，不予登记，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十条　限养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养犬，应当缴纳管理服务费。管理服务费由物价部门依照有关规定核定后公布。
残疾人饲养的扶助犬，免缴管理服务费。
第十一条　禁止冒用、涂改、伪造、买卖家犬准养证、犬只准养证、免疫标牌、动物检疫证明。
第十二条　养犬单位和个人每年应携带所养犬只、家犬准养证、犬只准养证和动物检疫证明，到公安机关和农业部门进行检查、检疫。检查、检疫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由公安机关会同农业部门予以通告。
第十三条　登记的犬只转让、赠与、死亡、丢失，原养犬人应当到辖区派出所办理注销养犬登记手续；在限养区内随养犬人迁居或者养犬人换养犬只的，养犬人应当到辖区派出所办理变更养犬登记手续。
登记的犬只产幼犬的，养犬人应当自幼犬出生之日起六十日内自行处理，在此期间养犬人应按规定携带幼犬到农业部门进行免疫和检疫。
家犬准养证、犬只准养证、免疫标牌或者动物检疫证明损毁、遗失的，养犬人应当到公安机关和农业部门补办。
第十四条　本办法第八条第二项规定以外的其他公共场所，其管理者或经营者有权禁止养犬人携犬进入，但应有明示标识。
第十五条　犬只伤害他人的，养犬人应当立即将受害人送到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诊治；给他人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责任。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犬只伤人的，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并报告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即时予以处置。
单位和个人发现狂犬病患者，应当及时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发生狂犬病或者其他严重人畜共患传染病疫情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立即采取相关措施，控制疫情。
公安机关负责对确认患有狂犬病的犬只、进入公共场所的流浪犬和带病毒的犬只进行捕杀，农业部门动物卫生监督所负责对捕杀的犬只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十七条　举办犬只展览，从事犬类养殖、销售、犬类诊疗或者其他犬类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对犬只表演、竞赛、展览活动的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禁养区、限养区内禁止设立犬类养殖场所。
禁养区内禁止设立犬类交易场所；限养区内设立犬类交易场所，应当符合商品交易市场总体规划。
第十八条　在限养区内设立犬类交易市场的开办者、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犬只的来源合法；
(二)犬只有农业部门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的动物检疫证明；从境外进口的，有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三)犬只圈养或者拴养；
(四)禁止销售烈性犬和大型犬；
(五)其他规定。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有权批评、劝阻，进行举报、投诉。公安机关对举报、投诉应及时处理，并告知举报人、投诉人处理结果；依法由其他部门处理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二十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理：
（一）对饲养犬只，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犬只恐吓他人的，由公安机关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驱使所养犬只伤害他人的，由公安机关处以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携犬人对犬在户外排泄的粪便不及时清除，污染公共环境卫生的，由城管部门处以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三）其他违反养犬管理办法的行为，由农业、卫生、工商等部门进行处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


法律的应然与现实中的实然--论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调解

蔡武


　　调解制度是我国在纠纷解决当中一项有效且便捷的纠纷解决制度，是由中立第三方主持，在查明纠纷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纠纷当事人在合法、自愿的前提下秉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对双方的纠纷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定纷解争的一种活动。我国的调解制度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理念，在发展我国传统文化中互谅互让、以和为贵的思想上充分体现了我国现代法治和谐的基本要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种当初基于行政权的不可处分性而作出的规定，随着行政审判实践和理论界的研究而产生动摇。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尴尬，应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现实国情所需。最高法院已经根据行政审判实践提出在《行政诉讼法》修改前，法院可以就协调解决行政争议之方式进行探索和实践，总结经验。

　　从理论上来讲，行政诉讼法上的调解与民事诉讼法上的调解在实质上是一样的，都具有诉讼法和实体法上的行为的双重属性。行政诉讼中采用调解是当事人以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为处分标的双方合意行为，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当与判决书的效力相当，从而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因此行政调解制度的构建是顺应司法为民这一历史要求的，应当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助推器”。笔者试从法学理论与审判实践上论述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可行性，在与法学同仁进行商榷的同时，也希望在今后行政诉讼法修改时能将在现实实然中早已存在并应用的行政诉讼调解不再是停留在实际操作层面而是上升到法律层面。

　　一、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

　　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建国前有效地解决了我国人民群众的内部纠纷，并在建国初期得到发展。在1991年我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实施前的时间时里，调解是审理民事纠纷的主要主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判方式的改革：着重调解的工作方式，使调解制度得到了规范并发挥了其优势。

　　人民法院作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各种矛盾和纠纷的终局解决者，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诉讼调解。人民法院在坚持合法、自愿原则的前提下，促使纠纷当事人在平等的基础上秉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所最终达成的调解，既体现了法治精神要求，又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体现，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无疑是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调解有利于当事人息诉，能够实现纠纷和矛盾的彻底解决，减少上诉、再审、申诉、缠诉等现象的发生。我国目前诉讼每年都呈增长趋势，案件判决率，上诉率、再审率居高不下，这些现象的发生，使得社会对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产生一定的信任危机，而调解结案则可以极大地避免这种现象。调解有利于解决执行难问题，执行难除了信用金融诚信体制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司法腐败等原因外，关键点还是在于义务人没有履行能力，但调解的结案的纠纷当事人一般都能自动履行，很少有案件需要法院强制执行的。调解与效率的关系与法官和当事人情况直接相关，特别是审前调解和简易程序中的调判结合，可以较大地提高法院的审判工作效率，实行案件的繁简分流，有利于法院资源的合理分配。而且，调解可以在原告的诉讼请求之外一并解决双方更多的争议，而不必另案处理，符合法院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主题。保证审判的效果，维护社会稳定，既是社会各界对法院的要求，也是法院保护自身建设的需要，调解可以达到当事人无反悔、无申诉、无上访的最佳纠纷解决效果，是司法的理想境界。

　　理论固然来源于实践，但其一旦形成，则可对实践发挥能动的指导作用。建立行政调解制度，在行政诉讼中发挥调解的特殊作用，是解决行政争议实现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尴尬，应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现实国情所需。

　　二、在法律上确立行政诉讼调解的必要性

　　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中已经规定审查和确认主管行政机关依职权所作的行政处罚或者其他行政决定是否合法、正确，不同于解决原、被告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问题，人民法院不应进行调解，而应在查明情况的基础上作出公正的判决。如此规定说明，调解的实质是参与调解的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而对自己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作出实质上的处分，以牺牲一定的权利为代价求得争议的解决。因此，调解只适用于那些有完全处分权利来处分自己的褓和程序权利的诉讼形式，而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不是该项权力的绝对所有者，无权自由处分本质上属于国家的行政权，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的方式，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不适用调解是我国行政诉讼中的特有原则。我国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然而，在贯彻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立法精神的同时，大量行政案件变相地适用调解解决行政争议已成为我国当下行政审判当中公开的秘密，行政诉讼当事人在法院默许或者动员下通过协调解决行政争议的事实，已经悄然升起，行政诉讼不允许调解的规定早已名不符实。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的说服教育工作，不能调解却可以和解，大部分行政诉讼案件通过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原告撤诉而结案。据此，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已成为必要。

　　（一）域外行政调解的运用

　　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在司法审查和行政诉讼中，都不同程度地允许当事人和解或者法院进行调解。德国行政法院法第87条规定：“审判长或其指定之法官，为使争诉尽可能一次言词辩论终结，于言词辩论前有权为必要之命令。其有权试行参与人为争讼之善意解决之和解。”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19条规定：“当事人就诉讼标的具有处分权并不违反公益者，行政法院不问诉讼程度如可，得随时试行和解。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亦同。第三人经行政法院许可，得参加和解。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时，得通知第三人参加。”另外从瑞士、日本等国的有关法律条文中也可以推知，他们在行政诉讼中是允许法官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解的。在域外，既有关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明确规定，也有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情况。据此，域外审判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成功范例。

　　（二）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与行政诉讼调解的建立具有统一性。

　　行政诉讼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相对人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制度，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而言，其作用的发挥应倾向于对行政权的制约与监督，而不是维护，这是国家权力之间互相制衡的需要。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应当是正义和平等价值在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具体体现。行政诉讼只有保持与法的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定位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救济和补偿的基点上，才是符合正义的有价值的良法。行政诉讼的运作过程和处理结果，从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相对人来说，其直接动力和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寻求司法救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不是行政相对人追求的诉讼目的，及时解决纠纷和矛盾是行政相对人的需要。

　　（三）实践表明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已成为我国的现实必要。

　　我国的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工作长期以来过于刚性，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做法，实际上把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视为不可调和的双方，从审判实践来看，行政案件撤诉率有居高不下的现象已经说明，大量的行政案件在法院的主持下，通过协商、协调的方式以原告撤诉的方式得到解决，有的因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达到原告撤诉的结果，有的因法定发现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主动与行政机关交换意见，有的是诉讼外被告给予原告某些好处而使原告撤诉，而作为解决纠纷的主导者法院对申请撤诉的一般地都予以准许。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不能限制和排除人民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一些说服教育工作。与其让这些变相的调解处理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不如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准予当事人调解、协商，由法院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在不违反当事人自愿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确认协议的法律效力，使调解成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诉讼工具。

　　（四）对行政权力的不断深入认识使行政诉讼调解的建立具有理论上基础。

　　随着现代行政管理权的在实践中的不断行使，人们对行政权力性质认识的不断深入，主张行政机关绝对不能处分行政权力的观点已不能自圆其说，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无疑包括羁束性权力和裁量性权力，虽然行政机关对羁束性权力不能自由处分，但是，裁量性权力行政机关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则是可自由处分的。行政机关在行政过程中享有自主权，行政法规也赋予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较多的自由裁量权。在行政程序中追求法律地位平等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公权不能自由处分”排斥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已经缺乏理论的支持。正是由于存在行政裁量行为，法律禁止行政诉讼调解几乎是不可能的，按照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政府的公权力在法律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不得行使，而作为私权利在法律没有禁止的情况下，就可以处分。但公权力无论是在行政程序阶段还是诉讼程序阶段，均存在一个自由裁量的幅度问题，所以，行政主体对公权力的进行处分并做适当的让步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自主权应得到法律的保障。

　　三、如何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行政诉讼中的调解是指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在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基于自愿平等协商的原则，经过双方的协商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行政纠纷解决途径。但应当明确的是行政诉讼的调解不同于诉讼中的和解。诉讼中的和解是指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就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协议相互让步以终结诉讼、解决纠纷为目的的一种法律行为。诉讼中的调解具有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的双重含义。调解在行政诉讼中不应作为一项原则，而应作为诉讼活动中的审理和裁判方式。从调解制度应具备的基本内容分析，行政诉讼的调解应当遵循以下要求：

　　（一）行政诉讼调解应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下进行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

　　调解就是解决纠纷并终结诉讼，调解合法成立后具有与裁判等同的效力。行政诉讼调解要充分体现当事人双方的共同意愿，要同时能够保障原告有与被告平等协商的能力，坚持合法性调解应确立为行政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很多情况下，依法调解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还能监督和促进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始终尊重当事人意志，行政机关不能在调解中超越或者放弃法定职权，在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调解的低成本、高效率，达到纠正违法或不合理行政行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二）调解适用的范围应当有所限定。

　　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任意处分行政权能，从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权力看，行政诉讼中并非任何争议的行政行为都可以适用调解，不同的行政行为和不同类型的行政案件使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受到限制。而且对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作出限制，可以防止调解权的滥用，保障行政诉讼立法宗旨的实现。因此，在行政诉讼应建立有限的调解制度：在法律中有明确限制性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协商，在法律中没有限制性规定的，调解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说明，有的行政行为使行政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有的行政行为因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使行政机关不享有自由裁量权。据此，适用调解解决的行政争议可以有以下几类：

　　1、对行政主体的非强制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行政争议可适用调解。